93年后，鄉村振興吹響號角。在這一場新時代的新征程中，我們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應該表現怎樣的姿態，展現怎樣的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給出答案：要推動鄉村組織振興,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安定有序。

　　“共產黨并不曾使用什么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并用他們的意志喚起了難以想象的力量”，美國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曾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中這樣說。在浙江，4萬余個農村黨組織用行動為時代作答：辦好農村的事情，實現鄉村振興，關鍵還是在黨。

　　一個人到一群人

　　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新農村、怎樣建設新農村？拋出這樣的問題，每位代表委員都會給出個性十足的答案，可最終卻又都回歸一個前提：加強基層組織力。

　　全國人大代表、麗水市委書記張兵說起一個“山中看海”的故事：云和縣長汀村曾是典型的“空殼村”，2016年，作為能人“回歸”的村黨支部書記藍克明，帶領全村黨員干部進行“云里看海、山里玩沙”的景觀改造。在短短兩年時間里，為村集體經濟創收200多萬元。村里23戶低收入農戶通過擺攤銷售農產品、公益崗位就業和資產分紅等途徑，實現穩定增收，獲得感不斷增強。

　　“農村要振興，鄉村要發展，帶頭人是關鍵。”張兵代表說，近年來，麗水大力實施“頭雁工程”，選優配強村黨支部書記。在去年的村社換屆選舉中，“鄉賢回歸”工程召回673名鄉賢回村當選書記，不僅為村級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更通過自身的引領，在當地打造出一支肯干事、會干事、干成事的村干部隊伍。

　　一個人帶動一群人，一群人帶動全村人。在浙江農村，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正不斷凸顯。

　　金華市金東區澧浦鎮瑣園村黨支部書記嚴紅星在擔任書記之前是一個奶牛養殖大戶，一度有386頭奶牛。上任初期，村里干部不團結，有矛盾，各項工作很難開展，他就從自身做起。村里搞拆遷，他先拆了自己的奶牛場，損失近300萬元，沒有怨言，工作繼續干。“村民看到了，村干部看到了，自然就覺得你是個做實事的人，他們就會愿意跟著你走。鄉村要振興，我們黨員就該這么干。”他說。

　　抓基層打基礎，是長遠之計，是固本之舉。省委組織部組織二處處長徐仲儀說，近年來，浙江牢固樹立“黨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理念，持續深化“整鄉推進、整縣提升”，高標準落實農村基層黨建“浙江二十條”，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基層黨組織有沒有凝聚力號召力戰斗力，老百姓最有發言權。”徐仲儀說，去年結束的村社換屆，與上次換屆相比呈現“四個明顯提高”特點：村社兩委班子組織認可的人選當選率94%，提高29個百分點；大專以上學歷村社干部占30.4%，提高13.3個百分點；大學生村官進村社兩委班子比例81.6%，提高23.8個百分點；村委會選舉一次性成功率82.8%，提高21.8個百分點。浙江1674名“千名好支書”，除272名進入鄉鎮領導班子和機關事業單位、年齡偏大、外出經商等外，其余全部繼續當選；而一批“不同心、不作為、不擔當、不在崗、不干凈”的“五不”村社干部，則被黨員或村民堅決“選”了下來。換屆后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千方百計把黨員組織起來、把群眾組織起來，迅速形成堅強的戰斗力。

　　農民富到村莊美

　　打造堅強有力的戰斗堡壘，歸根到底是為了帶領基層群眾參與鄉村振興，更好地促進發展。

　　張兵代表說，去年起，麗水推出“鄉村振興講習所”，由機關干部、優秀教授、企業家、學者等輪番上課，“通過教育農民、引導農民、服務農民、提升農民、轉化農民，使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主力軍，努力形成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新面貌。”

　　群眾講究“吹糠見米”，注重看到實打實的效果。在全國人大代表、臺州市路橋區路南街道方林村黨委書記方中華看來，創業致富是檢驗黨組織戰斗力的“試金石”，“當前，農村黨組織就要帶領村民實現高水平建設的目標。”

　　1983年，方中華代表上任村黨支部書記，他一心一意考慮的都是發展，“當時中央有‘無農不穩、無商不活、無工不富’的政策導向，這為我們方林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一定要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這些年，村里的黨員干部一直以經營村莊的理念發展村莊，形成了多元化產業格局。

　　“在我們方林，已經實現了家家住別墅、戶戶生態園。2017年，全村人均純收入達到9.8萬元，村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方中華代表自豪地說。

　　方林村無疑是鄉村振興中的“模范生”，在全省各地，大家也都在努力。

　　后岱山村曾經是新昌縣出名的軟弱渙散村，如今，村莊被38個大大小小的美麗花園點綴一新，一步一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來。 給村莊帶來變化的，正是去年初紹興全市部署開展的“五星達標、3A爭創”工作。

　　“我們以黨建引領村莊發展，堅持以變化見成效。計劃通過3年時間，全市1000個以上村實現五星達標，100個以上村達到國家3A級景區標準，努力把農村建成‘大景區’。”紹興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徐曉光介紹說， 在紹興，后岱山村不是個案，各地從人居環境整治開始，注重引導村莊規劃，黨員帶頭、發動群眾。如今，隨著市縣鄉村四級聯動工作機制的建立，越來越多的鄉村在黨組織的帶領下實現“脫胎換骨”，截至目前，已有42個村創建為省級3A級景區村，今年5月份將對首批1015個創建村實行嚴格驗收。

　　從自治到“三治”

　　諸暨楓橋盛產香榧，但在楓橋人眼里，比香榧更寶貴的是“楓橋經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半個多世紀前，小鎮楓橋依靠群防群治的“法寶”，一躍成為全國社會治理樣板。如今，從小在楓橋長大的全國人大代表、省腫瘤醫院副院長葛明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到了“楓橋經驗”升級版：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法治“定分止爭”，自治“內消矛盾”，德治“春風化雨”。葛明華代表說，過去，父母輩依靠鄉村特有的熟人、家族為聯系和根基進行自治，現在隨著城鎮化的進程和“陌生”社會的出現，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只有‘三治合一’，才能為鄉村治理帶來新活力。”

　　在浙江省各地，對鄉村治理體系的探索從未停歇。“楓橋經驗”的轉型升級，讓一個黨領導的多元主體參與、黨政善治、社會共治、厲行法治的農村基層治理格局逐步形成，讓鄉野散發勃勃生機。目前，全省97.5％的村社區開展了民主法治村創建活動，93％的村社區配備了法律顧問，100％的村社區制定了村規民約、社區公約。

　　不僅如此，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也為鄉村治理注入了智慧基因。如今在浙江的鄉鎮、街道，小到窨井蓋缺失、辦證補證，大到交通違法處理、拆除違法建筑，群眾關心的各類民生事從網格員發現問題，到指揮中心流轉交辦、有關部門處理反饋，全程在網上高速運轉處置。

　　去年，浙江在大力推動“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時，大力推進“基層治理四平臺”建設，通過將鄉鎮（街道）和部門派駐機構承擔的職能相近、職責交叉和協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務事務進行歸類，形成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四個功能性工作平臺，并以綜合指揮、屬地管理、全科網格等作為支撐，積極發揮信息化手段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作用。

　　在全國政協委員、省僑聯主席吳晶看來，這種“穿透式”“智能化”“專業化”的治理新模式是一把打開鄉村治理難題的“金鑰匙”，“政府機構‘可視，可控’，被服務對象‘無打擾，無門檻’，在多邊協同的平臺模式下，信息系統可以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今年她帶來一份提案，就是關于鼓勵應用數字新技術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她建議，在治理對象多元化、社會治理環境復雜化、社會治理內容多樣化的背景下，鄉村治理也要緊跟時代潮流，持續增強運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先進數字技術的智能化治理能力。（記者 何蘇鳴 李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