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大會傳遞出一個信號——2018年浙江將進一步擴大改革的覆蓋面、深化改革的實踐成果、更好發揮“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動效應，最大限度地釋放制度紅利。

　　2016年的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最多跑一次”改革被正式提出。這一新形勢下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政府轉型的改革，一年多來取得多方面的實質性突破，顯現牽一發動全身、一子落滿盤活的示范帶動效應，形成浙江改革發展新優勢。

　　事實上，從率先嘗試“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和社會活力的‘加法’”的自我削權，到曬出政府權力清單，再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對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思路，始終聚焦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一主題，貫穿著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主線。

　　新與舊、破與立之間，浙江發起的是一場政府“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展現出強勁的內生動力，將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開創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回望浙江新世紀以來的這10多年，從“機關效能建設”到“政務公開”，從“四張清單一張網”到“店小二”，從貫徹中央提出的“放管服”改革到主動實施“最多跑一次”改革，都蘊含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大邏輯。

　　浙江的發展活力在市場、在民間，在放手讓市場主體去闖。在市場化取向的經濟改革道路上，浙江一直領風氣之先。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紅利，就是進一步給市場松綁，進一步激發微觀活力；就是要管好政府的“有形之手”，讓閑不住的手收起來，讓伸得過長的手收回來。

　　從1999年率先在全國開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到2003年出臺關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浙江以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著力點，不斷加大改革力度，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從具體市場活動中脫離出來，騰出精力在公共產品供給和公共服務領域發揮更好作用，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更有效地實現資源要素的配置優化和市場主體的優勝劣汰。

　　2013年11月，作為全國唯一試點，浙江啟動以“權力清單”為基礎的“四張清單一張網”（政府權力清單、企業投資負面清單、政府責任清單、省級部門專項資金管理清單、浙江政務服務網）建設，取消和下放了13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快推進“放管服”改革。浙江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以政府自身改革撬動重點領域、重點環節改革。在總結“四張清單一張網”建設階段性成果的基礎上，浙江提出，要緊緊圍繞讓老百姓和企業有更多獲得感，用老百姓“去政府辦事方便不方便”來確立政府自身改革的價值取向。2016年底，浙江進而把“最多跑一次”確立為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標，從群眾最渴望解決、最難辦的事情上改起。

　　每一次改革都是對前一次改革的賡續和深化。繼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四張清單一張網”改革之后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表面上看只是減少群眾和企業辦事的次數，實質上是倒逼政府減權、放權、治權，從服務、政策、制度、環境多方面優化政務供給，集中力量把該管的事管好、該服務的服務到位。

　　“浙江的思路就是以政府自身改革為突破口，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改革。”省政府研究室負責人說，這些年來，隨著簡政放權、生態優化的深入推進，浙江成為人才、技術、機制等高端創新要素集聚的洼地，帶動了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迅速崛起，支撐了全省經濟的新舊動能接續轉換。

　　2017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信息經濟核心產業收入達10072億元，同比增長22.6%，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17.1%，成為引領全省經濟快速增長的第一新動能。

　　向市場放權，向基層放權

　　2017年開春以來，浙江11個設區市和省屬部門，紛紛公布了首批“最多跑一次”清單：

　　同年2月3日，省工商局率先公布15個工商辦事項目“最多跑一次”清單；2月10日，臺州市在全省各設區市中率先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項清單，共明確“最多跑一次”項目2491個。截至2月底，浙江共公布首批40961項“最多跑一次”清單，其中省直單位516項，中央直屬部門在浙單位234項，設區市本級平均674項，每個縣（市、區）平均364項。

　　及至當年五六月間，許多地方政府和省級部門已經公布了三批“最多跑一次”事項清單……越來越長的清單，折射出浙江打造“有限政府”的堅定腳步。

　　“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政府進一步減少經濟領域的行政審批，包括減少對企業投資項目、生產經營活動的審批，減少資質許可和行政事業收費，改革工商登記制度等，通過給市場主體“松綁”，極大地釋放了市場活力。

　　在過去“四張清單一張網”的基礎上，依托“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還探索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改革。

　　日前，在杭州蕭山區辦事服務中心投資項目一窗受理窗口，項目經辦人謝女士在《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審批承諾書》上簽下名字，不到兩小時就取得了實施承諾制辦理的新建項目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原來申辦這張證至少要7天。這一改變正是源于蕭山區推行的審批“承諾制”。

　　只需“一次承諾”，告別“一籮審批”。承諾制從根本上改變了原來“事事審批、事先審批”的管理方式。根據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行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今后，在省級以上經濟技術開發區（園區）、產業集聚區、特色小鎮的企業投資項目，只要產業規劃明晰，項目標準明確，都可以實施承諾制。

　　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核心是‘放’。”在浙江省發展與改革研究所研究員孫娜看來，承諾制改革實際上是對負面清單制度的一種具體探索。

　　“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及其相關改革的實施，要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準入模式，由行政審批過渡和轉變到基本上按條件、按程序準入，而不再審批——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正是這一方面的探索。”孫娜說。

　　“民營企業希望審批達到什么樣的境界？就是不知道審批部門的存在。”有浙商曾在一次座談會上如是說。

　　不可否認，當前，在獲得水電煤氣等生產要素方面，“跑多次”的問題仍舊存在。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倒逼下，市場在資源要素配置中正越來越發揮出決定性的作用。

　　企業的排污量不再由政府部門劃定，而交由市場決定，這是嘉興市南湖區正在探索的改革。

　　為優化環境要素配置，保障排污權指標合理使用和有效調劑，企業“節省”下來的排污指標，政府可進行回購，或到市場進行交易。位于嘉興市南湖區鳳橋鎮工業園區的一家企業，將燃煤鍋爐改造為生物質鍋爐，節省下19.85噸二氧化硫的排放指標，日前被南湖區環保部門以23.7萬元回購。

　　據統計，2017年以來，南湖區環保部門已對6家企業的富余排污權指標進行回購，合計金額248余萬元。

　　“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產要素按照市場機制配置，提高了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南湖區有關負責人表示。

　　簡政放權，不但向市場放權，也要向基層放權。長期關注浙江政府自身改革的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金雪軍認為，即使必須由政府審批的，也應盡量下放權力給基層，充分調動基層政府的主動性、積極性，實現“最多跑一次”與“最后一級政府”的無縫銜接。

　　從物理整合走向化學融合

　　“最多跑一次”改革以需求為導向，從群眾和企業角度界定“一件事”，突出重點系統、重點事項優化辦事流程，有效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和質量。

　　對辦事人來說，直接的體驗是辦事時間大為縮短；對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而言，則是工作流程的顯著改變。

　　在衢州市行政服務中心法人事項辦理大廳，記者看到，涉及投資項目審批的窗口有6個。“這6個窗口辦理事項達155個，對應10個部門，過去需要22個窗口。”衢州市行政服務中心負責人說，這樣的窗口設置，要打通部門界限，各部門從觀念到工作流程都要有大轉變。

　　走進審批的核心地帶——項目后臺審批區，這里沒有部門標識、沒有分隔辦公，這個不大的廳里，聚集了10個政府部門，包括投資項目審批涉及的規劃、發改、經信、環保、水利、消防、人防等。

　　前臺一窗受理錄入、掃描；后臺打破部門“藩籬”，部門之間網上共享、下載，進行并聯審批，所有的辦事流程都能在互聯網上實現。這一模式已在浙江全面推廣。

　　省編辦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全省各地行政服務中心“投資審批”“商事登記”“不動產交易登記”等領域“一窗受理、集成服務”物理整合都已到位，各業務部門和市縣自建業務系統與統一受理平臺對接正在加緊推進，這項改革正從物理整合向化學融合轉變。

　　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點和難點。2017年，浙江省在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最多跑一次”上取得重大突破，全省一體化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2.0版上線，目前投資項目審批事項可全部實現網上申報和審批。

　　政府面對市場的“低身段”，恰恰體現引領發展的“高站位”、推動發展的“高效率”。

　　全省政務環境評估顯示，2017年前8個月，浙江企業投資項目平均審批時間與2016年同期相比縮短50%左右，提速一倍以上。剔除企業投資意愿增強等因素影響，改革對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提速的貢獻率占一半左右。在市場準入方面，營業執照平均辦理時間為0.39天。

　　在不動產登記方面，目前全省大部分地區不動產交易登記已實現當天辦結，與改革前的20天辦理時間相比，政府辦事效率顯著提高。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徐彬表示：“只有真正做到流程再造，才能使政府在行政成本、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質量、公共支出的效率等具有可量化標準方面取得巨大改善，最終達到政府服務流程的深刻改變，進而提高整個管理水平和效率。”

　　流程再造也為機構改革提供了實踐依據。“同樣的事情，過去跑好幾次，今天卻只要跑一次，是不是意味著有些機構、環節的設置是沒有必要的？”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郎友興認為，“最多跑一次”將有效推動科學確權、科學授權和科學治權。

　　正如省委書記車俊所指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引發了權力運行方式的變革，使權力運行從處科股的“小循環”變成了部門內部的“中循環”、跨部門的“大循環”，提高了機關效能，同時進一步引發政府組織結構變革，理順部門職責關系，為深化機構改革提供有益的基層探索。

　　培育最佳營商環境

　　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審批項目減少了，政府辦事效率高了，可以集中更多的精力來服務；市場這只手壯大了，政府又可以騰出手來把該管的事情管好。對標高標準，浙江不斷提升環境軟實力，努力打造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政務環境最優、群眾獲得感最強省份。

　　“我們推動的‘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是一個系統的整體，首先要在‘放’上下更大功夫，進一步做好簡政放權的‘減法’，又要在創新政府管理上破難題，善于做加強監管的‘加法’和優化服務的‘乘法’。”在2017年6月的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把服務作為“乘法”來強調，體現了優化服務的極端重要性。

　　“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創新政府服務的方式來打造最佳營商環境，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激發市場活力。一年來，以“最多跑一次”為引領，浙江各級政府的服務創新層出不窮。

　　在紹興市上虞區，以往企業和群眾產權交易“無處跑”是個難題。2017年，上虞重組區產權交易公司，為國有、農村、社會產權交易搭建平臺。這一平臺的建立使上虞在國有產權成熟運行的同時，實現了農村產權交易從有到優、社會產權交易從無到有的升級。當地鏟還湖村不久前通過產權交易公司的招投標程序，以28.6萬元的價格轉讓了135畝湖泊水面五年半的捕撈承包權。“通過這個平臺達成交易，村集體收入有保證了，村民對我們也更信任。”該村黨支部書記鄭堯說。

　　針對中介服務滯后、影響審批效能這一“老大難”問題，衢州在全省率先推出投資項目中介服務新模式。“多圖合一”廣受歡迎，原先項目施工圖由住建、消防、人防、氣象等部門從不同角度、按各自規則、各行業管理中介機構自成系統審查，現在通過推出施工圖審查政府購買服務、全流程電子圖審、綜合性一次會審等三大舉措，項目業主從跑4個部門3個中介10多次變為一次都不用跑，原來大型項目完成全部施工圖審查需要5至6個月，現在10個工作日內即可完成；原來一個項目的圖紙需要小車拉，現在只要一個U盤就解決。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全年全市可減輕企業負擔1500多萬元。

　　市場主體期待政府“把該管好的事管好”。什么是政府該管的事？企業家最有發言權。“我們最看重的其實不是政府給了多少扶持政策，而是能否給予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更公平的競爭規則。”溫州森馬集團董事長邱光和如是說。

　　營造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要求“最多跑一次”改革向事中事后監管延伸。

　　伴隨“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省各地在政府監管上推出了不少改革舉措，如聯動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進一步精簡事前審批的同時，探索智慧監管、審慎監管，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推動行政處罰等監管信息全面納入信用體系。

　　金華市設立綜合行政執法局，把涉及21個方面的543項綜合行政執法事項分步劃轉到市綜合行政執法局，執法領域得以擴大，執法機構得以健全，人員編制受到嚴控。2017年以來，該綜合行政執法局以浙江政務服務網系統架構為依托，通過技術創新整合政務服務資源，優化政務服務要素，綜合運用電子簽名、電子印章、電子證照等互聯網工具，最大化消除制約改革的體制機制性障礙。

　　信用浙江建設是“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有著浙江鮮明特色的舉措。省第十四次黨代會明確提出要推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當前，以“信用浙江”建設為載體，浙江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的基礎上，融入社會組織與公民個人的信用數據，正在探索建立統一、公開的信息平臺，給信用評價良好的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以政務服務上的更多便捷，而對于信用評價較差的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則列入黑名單。正向激勵和反向懲罰相結合，倒逼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實現行為自律。

　　在浙江，“雙隨機、一公開”被企業家稱為一種“簡約但不簡單”的監管方式。所謂“雙隨機、一公開”，就是指在監管過程中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抽查情況及查處結果及時向社會公開。2017年6月起，全省市場監管領域全面推行“一次抽取、全面檢查”的“雙隨機”監管模式。眼下，全省統一的市場監管領域“雙隨機”監管模式已經逐步形成，一個權責明確、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監管機制正在建立。（記者 鄧崴 劉樂平 金春華 翁浩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