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讀到過余光中寫海峽兩岸離愁的詩篇，那些詩篇幾乎耳熟能詳，感覺上這是個敏感、良善、軟弱、有著赤子之心的讀書人。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發(fā)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cè)，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

　　雖然這些詩句傳達的情感在一個喧囂與時俱進的時代很容易被人忽視，但是這些文字依然散發(fā)出持久的情感的光澤。

　　在訪問余光中之前，突然看到李敖在一個電視節(jié)目里說：“你們大陸常常被騙，臺灣一個騙子叫做余光中，像余光中這種人在臺灣可以招朋引類，大家就知道臺灣的國民國文水平是多么壞，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余光中現(xiàn)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有些人覺得他的詩寫得好，我就不服這口氣。如果還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認為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問題�！�

　　很驚訝李敖在對一個人進行道德指控時候隨意而決絕的口氣，也很困惑余光中的真實狀態(tài)：一個是深懷赤子之心的軟弱的行吟詩人，一個是被李敖進行道德指控的“騙子”，不知道哪個是真實的余光中。

　　在北京建國飯店的一個客房，記者在余光中離開北京之前的一個小時作他的訪問，剛剛獲得第二屆華語傳媒大獎散文家獎的余光中正在打點行李，準備返回高雄。在現(xiàn)代文學館的傳媒大獎頒獎現(xiàn)場，記者聽到馬原代表評委會宣讀授獎詞：

　　余光中的散文雍容華貴。他的寫作接續(xù)了散文的古老傳統(tǒng)，也汲取了諸多現(xiàn)代因素，感性與知性，幽默與莊重，頭腦與心腸交織在一起，構(gòu)成了他散文的獨特路徑。他淵博的學識，總是掩蓋不了天真性情的流露，雄健的筆觸，發(fā)現(xiàn)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

　　跟余光中面對面，在切近的距離看到他額前稀疏的銀發(fā)，看到他溫和充滿書卷氣息的面孔，看到他瘦弱的手臂矮小的身體，聽著他溫軟的南方的普通話，李敖的批評就顯得獨斷而可疑。對余光中訪問的過程，也是求證和質(zhì)疑的過程。

　　記者：你引用蘇軾的話說，在島上寫的文章，最后總歸要傳回中原。你的寫作適合這句話嗎？

　　余光中：我是在假托蘇軾的話，因為他也是在一個島嶼寫作，他有很長時間被流放到海南島，后來回到中原。跟蘇軾比，我在島上的時間更長。在寫作的境遇上我跟蘇軾比較相似。中原對我而言就是大陸。

　　記者：從什么時候開始你的寫作被大陸讀者讀到？

　　余光中：內(nèi)地是在開放以后的1980年代才開始讀到我的文字。當年詩人流沙河編《星星》詩刊，就介紹了我的詩歌，就是那些把鄉(xiāng)愁做主題的詩。我說我跟蘇軾一樣，是在海島上寫作，然后把文章傳到中原。我的文章傳到大陸是在1982年，我的人到達大陸的時候是在1992年，前后相隔了10年。

　　記者：一位作家的知音，一定是他自己的民族嗎？

　　余光中：對。因為別的東西都比較容易國際化，比如畫家的畫，梵高的畫，中國人看了也很美，音樂家就更不用說，音樂也很容易國際化。惟獨文學，它的語言屬于它的民族，當然語言也可以國際化，可以透過翻譯傳播到別的地區(qū)，但是翻譯經(jīng)常會使一個民族的語言變味，到底還是會使美打折扣。

　　記者：2004年3月20日前后，世界的目光聚焦臺灣島。我們看到臺灣的政治和社會現(xiàn)實，也看到臺灣島的文化現(xiàn)實。你是其中的一分子，身處在那樣一個焦灼、躁動、狂熱的環(huán)境之中，你有什么感覺？

　　余光中：臺灣的政治氣象不是很好，整個臺灣就處于一種焦躁中。這也很不幸。臺灣現(xiàn)在施行的政策是把人進行粗糙的分類，政治人物要贏得選票，他講大道理選民不聽，選民里除了一部分有頭腦會思想的人以外，還有很多普通人，政治人物要對他們講話，最方便的說法就是我們是自己人，他們不是自己人，只有臺灣人才愛臺灣，非臺灣人不愛臺灣，政客就是在制造這種粗糙的族群矛盾。但人不是簡單的，人是遺傳的產(chǎn)物，你不能為了選票就這么粗糙的制造操弄族群的矛盾，每一次選舉都把這個矛盾推演到極端。知識分子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就很痛苦，尤其在某些傳媒的裹挾下，整個社會一片亂像，而且會有很多后遺癥。

　　記者：3月20日之前，臺灣的一些知識分子聯(lián)合發(fā)起成立“臺灣族群行動聯(lián)盟”，對政治人物操弄族群矛盾為自己拉票發(fā)出警示，侯孝賢是發(fā)起人之一。這可能就是臺灣知識分子面對政治和社會現(xiàn)實發(fā)起的集體抗議。

　　余光中：是。但是侯孝賢立刻就被民進黨攻擊，指責他們被反對黨利用�，F(xiàn)在臺灣有一個很可怕的問題，就是只要聽到你講什么跟他不一樣的東西，他就會追打你。鑒定專家李昌鈺在臺南街頭調(diào)查陳水扁槍擊案，有一個婦女說她不相信槍擊事件，她說出自己不相信的理由，她只是表示了懷疑，結(jié)果立刻就被幾個大漢拳打腳踢。這種狀況討厭得很。

　　如果臺灣的民主很健康，很溫和，很理性，那是臺灣的福音，但現(xiàn)在的情況是在惡化民主，使民主蒙羞。

　　記者：很早就讀到過你寫海峽兩岸相互隔絕的鄉(xiāng)愁詩篇。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如地穿行臺灣和大陸之間，但是很多臺灣人不能，他們只能遙望大陸，從文化上看大陸和臺灣的分離結(jié)出的果實是什么？臺灣人現(xiàn)在有鄉(xiāng)愁的情懷嗎？

　　余光中：要這樣看，年紀比較大的在臺灣的大陸人，像我這樣的，我已經(jīng)70多歲，肯定會有鄉(xiāng)愁；年紀比較輕的一代，就是生在臺灣的人，他們對大陸并沒有直接的印象。當然以前他們在讀教科書的時候，在地理和歷史的文字中也會讀到大陸，但那畢竟只是書本上的。像我這樣，早年離開大陸到臺灣的時候我已經(jīng)二十幾歲，對大陸會有很直接的記憶。所以說臺灣人的鄉(xiāng)愁，那種真正的回憶和直接的經(jīng)驗現(xiàn)在是越來越少，但文化的鄉(xiāng)愁是有的，比如在讀小說，讀中國古文，讀唐詩宋詞，或者看電影看到一些畫面，這些都會讓我們看到一個文化的來源，或者看到我們文化的背景。就像我們?nèi)粘Ｖv的成語，得隴望蜀，朝秦暮楚，很多成語都是從這種文化的背景中來的，有一個成語就有一個成語的文化背景。

　　說到底臺灣是個很小的地方，再加上政治的糾葛，現(xiàn)在臺灣面臨著兩種相反的力量的爭奪。臺灣執(zhí)政的政客在推行“去中國化”運動，他們在逐步做，就像切香腸，想把臺灣的中國文化切去，切到中間還有，切到后來就沒有了。我覺得為了五十年政治把五千年文化拋掉是愚蠢的，你那么大一個家產(chǎn)不要，結(jié)果把住自己的一個破缽，這個不行。我在高雄，高雄就是民進黨的大本營，我就在曹營之中。我這個話要是在臺灣講出來立刻就會遭到攻擊，我經(jīng)常會受到各種攻擊，黨同伐異，不允許你有別的想法。

　　記者：你說過一句話，“在詩里喊魂，在歌中懷鄉(xiāng)”，現(xiàn)在你的寫作中還會有這樣的情感嗎？

　　余光中：說起來是淡一點，但原則上還是有。因為全世界都在全球化，全球化很容易讓個人失落，很可能讓一個民族的文化流失，所以在寫作中強調(diào)自己作品中的歷史感，歷史背景，文化背景，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我以前說過一句話就是“藍墨水的上游就是汨羅江”，中國所有的作家，所有的詩人都會從屈原的詩歌中尋求靈感，認同我們的文化來源。

　　記者：經(jīng)常看你提到屈原，你對屈原情有獨鐘嗎？

　　余光中：所有中國詩人提到屈原都會同情他，也會尊敬他，屈原高超的人格，那種幾乎含有潔癖的自愛，應該是值得被大家敬佩的詩人。

　　記者：你有很長的時間在表達鄉(xiāng)愁，你的文化的鄉(xiāng)愁在中國幾乎成了某種精神和情感的象征，我很想知道真實的鄉(xiāng)愁在你內(nèi)心的形狀。

　　余光中：這跟我的經(jīng)驗有關(guān)。我出生在南京，9歲以前南京一直是我的家，9歲那年我逃過了一劫，南京大屠殺的現(xiàn)場離母親和我不過100公里。九年以后，為了逃避戰(zhàn)爭，我和母親倉惶告別南京，也告別整個大陸。這一別就是半個世紀。到2000年的時候，我才重回石頭城。后來我從臺北又到美國，到了一個我完全陌生的社會和文化之中。鄉(xiāng)愁對于我就是一種記憶。我寫《鄉(xiāng)愁四韻》，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酒一樣的長江水／醉酒的滋味／是鄉(xiāng)愁的滋味，羅大佑給《鄉(xiāng)愁四韻》譜了曲，那些寫鄉(xiāng)愁的字眼在他的音樂里經(jīng)過變奏，聽起來是蠻動人的。很多大陸讀者對我的了解也就是從這些詩歌開始，大陸的同胞看到這些詩句的時候會想到我。

　　記者：鄉(xiāng)愁除了是詩人的一種感傷情懷，是否也是文化斷裂的標記？

　　余光中：鄉(xiāng)愁不僅是地理的，也是歷史的。臺灣的歲月結(jié)束以后我有5年在美國，在完全相反的社會和文化里。我第一次去美國30歲，那時候美國跟亞洲，跟臺灣跟大陸都不一樣，現(xiàn)在中國跟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就像上海，跟美國越來越接近，但那個時候差別非常之大，那種差別提醒我，我是中國人，我從東方來，我的文化跟美國的文化始終不同。我說過，當你不在中國的時候，你就成為全部的中國，當你到走到異國之地，所有的國恥都會貼到你的臉上，中國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那時候我對鄉(xiāng)愁有了更深的體認。

　　鄉(xiāng)愁，如果僅僅是同鄉(xiāng)會的鄉(xiāng)愁那就簡單，在美國的時候我們經(jīng)常會有同鄉(xiāng)會，同鄉(xiāng)的鄉(xiāng)愁是人的基本常情。但是一個文人，一個讀書人的鄉(xiāng)愁就把時間加上去，乘上時間，乘上文化的記憶，加上滄桑感，這種鄉(xiāng)愁就比較立體。我們個人有小小的回憶，幾十年而已，整個民族有幾千年的記憶，大的記憶，那些記憶變成典故，變成神話，變成歷史，那些歷史你走到哪兒會帶到哪兒，所謂的秦魂漢魄，宋魂唐魄就在你的身體里。

　　記者：那你怎么看文化的全球化，在一個經(jīng)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怎么樣保持一個民族自己的文化，這種保持是必須的嗎？

　　余光中：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種理想。其實所謂全球化真正說起來就是西方化�，F(xiàn)在你看到很多中國人在穿西裝，你有沒有看到美國人在紐約大街上穿唐裝，沒有。這個所謂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最主要的也就是美國化，當然也有可能日本化。在可見的未來，所謂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

　　保護和保持一個民族自己的文化當然是必要的。否則的話你會變成一個國際公民，國際公民也很好，但是你就沒有自己的本位文化。聯(lián)合國有那么多國家加入，是因為有一個國籍在支撐著，有一個國家的本位你才能加入聯(lián)合國。全球化也是這樣的，你有自己的文化才能為世界文化做出貢獻。你學英文很好，可是你把中文忘記了，對于中文文化就是很大的傷害。如果你是空白，你投進去，你會染上別人的顏色，你沒有貢獻，也沒有依靠。

　　記者：你當年被隔絕在臺灣一島之隅的時候，曾經(jīng)渴望把自己的聲音和文字傳回中原，你沒想過把自己的聲音傳到更廣闊的世界嗎？

　　余光中：我現(xiàn)在的讀者恐怕在大陸的比在臺灣多，還不完全是因為大陸的人口多，就是讀我書的人大陸比臺灣多。我住在臺灣，可是我的文章不僅是在臺灣發(fā)表，也在世界所有的華人地區(qū)傳播，香港、南洋，包括中國內(nèi)地。雖然我住在島上，可是我的讀者，我的聽眾在世界的華人區(qū)，其實現(xiàn)在的中文也已經(jīng)是世界化了，華人所分布的地區(qū)遍布世界，華人世界也形成一個國際，那些在異國的華人，他們讀中文是天經(jīng)地義的。

　　每個民族都希望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能走向世界，能被全世界所肯定，所歡迎，作家也是。但是你的語言能不能夠進入世界的視野，跟你的語言是不是被普及有很大的關(guān)系。目前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都在學習英語，在中國，俄羅斯，很多人都在學習英語。我們說中國人13億人在學英文，但是倒過來，外國人絕對沒有13億學中文，在西方大概有3000萬人在學中文。英文為什么這么強勢呢？跟19世紀的大英帝國有關(guān)系；跟20世紀美國的力量有關(guān)系，中國如果將來能夠成為強國，到那個時候，中國文化一定也能走出去，中文也一定能夠傳出去，到那個時候中文文學不需要借助翻譯也能被西方人閱讀。就算不翻成英文，不翻成法文，很多人會看我們的中文，那進入世界文學的機會就更大。

　　許多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他只要把自己的母語寫好了，自然諾貝爾文學獎的諸公就會讀了�？墒侵袊�文學沒有這樣的條件，我一直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文學獎，不是世界文學獎。如果將來我們的中文能夠傳播得更遠的話，中國的作家就會擁有很多的讀者。

　　記者：你感覺中文寫作在外部有交流的困難嗎？

　　余光中：我是在用中文來寫作，中文就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中國文化要靠中文來傳承，沒有了中文，中國文化就很難保存下來，很難流傳開去，所以我說中國文化是個很大的圓，這個圓不曉得心在哪里，因為太大了，那么這個圓的半徑就是中文，半徑有多長，圓就能畫多大，中文寫作能好到什么程度，中國文化就能好到什么程度，中文能走多遠，中國文化就能傳播到多遠。

　　記者：你怎么看世界上那些流亡作家，我們注意到世界文學史，或者世界文學現(xiàn)實，有很多很重要的流亡作家。像俄國的納博科夫、索爾尼仁琴，德國的托馬斯－曼，像這樣離鄉(xiāng)去國遷徙漂流的作家，你怎么看？

　　余光中：這個世界充滿了動蕩，或者因為戰(zhàn)爭或者因為其他的原因，一個寫作的人離開故鄉(xiāng)是常有的事情，像中國最早的詩人屈原，就被流放，像西方的但丁，從他的故鄉(xiāng)佛羅倫薩被流放到異地，這種情況比比皆是。梵高是荷蘭人，但他畫畫最好的時候不是在家鄉(xiāng)，而是在他的移居之地。流亡也好，遷徙也好，移民也好，或者長期旅行、僑居也好，都不能說是本國文化的流失，應該看成是本國文化的擴大、延伸。肖邦是波蘭人，但是他在巴成名，這件事是波蘭的損失嗎？你只能看到波蘭影響力在巴黎的擴大，而不是縮小。

　　有記者有一次問德國的作家托馬斯·曼——他在二次大戰(zhàn)期間流亡到美國去——你離開祖國有什么感想？他說，凡我在處就是德國。那就是一個作家的抱負。凡一個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語文，能擁抱自己的文化，那個地方就是他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