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面對不確定性增大的世界變局，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發出時代之問：人類社會向何處去？亞洲前途在哪里？基于中國領導人對發展趨勢的判斷，習近平提供了“博鰲方案”：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前進，不要后退。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旨演講，提出并回答“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困擾世界難題——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當今世界，為什么會有時代之問、世界難題？因為近年來“黑天鵝”事件頻發，尤其是美國政壇上飛出特朗普這只“黑天鵝”，顛覆了人們對傳統政治家個性形象及執政風格的認知，全球不確定性風險增強。據觀察，美國總統特朗普當下至少在四條戰線全面開戰，一是美俄外交戰，借俄前特工“中毒”事件，美俄西方國家與俄上演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外交戰”；二是中美貿易戰，從30億到500億再到1000億不斷升級，以及中興被禁等；三是地緣政治戰，圍繞錯綜復雜的敘利亞局勢，美英法對決俄土伊；四是國內選票戰，中期選舉撲朔迷離，共和黨想在參眾兩院保住多數地位異常艱難。

　　綜合多種復雜因素，事實上中美貿易戰所涉及的是人類走向，因為中國和美國現在是世界兩個大國，這兩個大國間的博弈會深刻地影響世界未來的方向。我個人觀察認為，透過中美貿易戰，特朗普向全球所釋放與傳遞的，是他在西方白人世界進行社會動員，是當今西方白人世界自我無法克服的內在焦慮。我們可以從殖民史、價值觀、地球村三個維度來剖析彌漫著的“白人之憂”。

　　事實上，中美貿易摩擦并不新鮮。20世紀90年代，美國曾三次對中國進行“特別301調查”，分別是1991年、1994年和1996年。特朗普自勝選以來，“逆全球化”思維逆襲，頻頻對美國貿易保護強硬表態，其內閣團隊也多次發表類似言論，“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加重，美國挑起的全球貿易保護爭端與摩擦逐漸升級。開展對華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特朗普政府“讓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執政理念。

　　面對貿易戰，中國以強硬姿態與鮮明態度反擊：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中國這次為什么持強硬態度？個人觀點，這次貿易戰是由美國單邊挑起，如果說我們的觀點不鮮明、態度不強硬，經濟貿易領域的“八國聯軍”也許會形成，這是不二法門，別無選擇。

　　人們不禁困惑：特朗普為什么對華不斷升級貿易摩擦？兩敗俱傷的事情為什么這么起勁地要做？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朗普試圖兌現從競選時對美國人的承諾。用選票將特朗普推上白宮寶座的擁躉者，主要是美國社會構成主體即白人尤其是中下層白人。所以，他在美國的政策都是要讓美國再強大、美國優先、讓制造業回流美國，這些施政理念都是回應給他選票的美國中下層白人，化解或者舒緩白人世界對全球化變局產生的深度焦慮。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從人類社會近現代全球化演進中加以解析認知。全球化是人類社會永遠的追求，在遠古時代人類的遷徙就帶有全球化的趨向，但受制于人類的能力，所以沒有提出這樣的概念。事實上，近現代全球化發展至今已經有600年歷史，肇始于大航海、新大陸時代，歷史的痕跡表明，這個全球化演進過程是西方白人主導主演主控的世紀大片。

　　據梳理研究，從1415年葡萄牙攻占北非休達開始海外殖民，到1999年澳門政權移交，另一算法為到2002年東帝汶獨立為止，殖民活動長達600年。1492年10月12日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是歷史重大轉折點，成為新大陸開發和殖民的新開端，開創了在新大陸開放與殖民新紀元，使人口爆炸的歐洲人獲得了一個可以定居的新大陸。從那以后，西方走出了中世紀黑暗時代，一種全新工業文明成為世界經濟主流，白人世界開始以不可阻擋之勢崛起強大起來。

　　從那時開始，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事實上都是西方白人的殖民時代。這種殖民時代，曾經創造了所謂的“日不落帝國”。日不落的說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作家西羅多德在歷史上的一次演講，而在舊約中一個類似的概念可能早于西羅多德，其中詩篇談到了米塞亞王：“他要執掌權柄，從這海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所謂“日不落帝國”，其實是西方白人的一種夢想，是指太陽無論何時都會照在其領土上的帝國，通常用來形容繁榮強盛，在全球七大洲均有殖民地并掌握當時霸權的帝國。

　　殖民史上，有兩個國家先后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它們分別是：西班牙帝國和大英帝國。以大英帝國為例，全盛時期具有強大的全球影響力。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這樣描述：“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是我們的牧場，秘魯是我們的銀礦，南非和澳大利亞是我們的金礦，印度和中國是我們的茶葉種植園，東印度群島是我們的甘蔗、咖啡、香料種植園，美國南部是我們的棉花種植園。”可以清晰地看出，那時候的殖民者就實現世界分工。

　　為瓜分殖民地、爭奪全球霸權，新舊殖民主義引發了一戰、二戰兩場世界大戰。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與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之間戰斗，主要是亞非拉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基本上被列強瓜分完畢，新舊殖民主義為重新瓜分世界和諸多全球霸權而爆發。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第二次全球規模戰爭，是以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與反法西斯同盟國戰爭，以反法西斯國家和世界人民贏得世界和平與進步而告終。

　　二戰結束，人類社會進入冷戰時代，世界以“冷”方式平衡。所謂“冷戰”，是指1947年至1991年間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華沙條約組織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斗爭。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及其盟國為爭奪世界霸權展開了數十年斗爭，兩大軍事集團實力相當，兩國都儲備了大量核彈頭，誰都不敢動用武力，加之一戰、二戰磨難，世界各國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對戰爭，雙方之間的對抗通常通過局部代理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等“冷”方式進行，以冷對冷、以強抗強、以暴制暴、以戰遏戰，即“相互遏制，不動武力”，盡力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歷史演進到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幾乎同時發生了三個重大事件：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并將國家權力和核密碼箱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歷史性事件，標志著冷戰兩級格局結束；1991年12月，歐洲共同體馬斯特里赫特首腦會議通過《歐洲聯盟條約》，通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3年11月1日此條約正式生效，歐盟正式誕生；1991年1月—2月海灣戰爭，這是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為恢復科威特領土完整而對伊拉克進行的局部戰爭，對冷戰后國際新秩序的建立產生了深刻影響。

　　這三大事件什么意義呢？第一件標志冷戰結束；第二件表明由美國主導，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把20多個歐洲國家聯結在一起；第三件顯示美國可以騰出手來，以霸主力量重建世界新秩序。歷史節點的此時此刻，世界格局發生大變化，西方白人一片歡騰，認為他們終于搞定了這個世界，雄心勃勃開啟了經濟全球化。

　　客觀的說，經濟全球化是由美歐西方白人主導主導推動，其實質在于：一是全球分工，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產業布局與勞動力配置；二是資本主導，讓西方富裕國家的過剩資本在全球逐利實現利潤最大化；三是金融創新，利用華爾街等西方發達的資本市場通過深度創新在全球剪羊毛；四是槍炮控制，如有質疑、不順從與反抗行為則航母、飛彈等新式武器伺候。

　　如果按照驅動全球化五大要素分析，即貿易的開放程度、資本流動、科技和意念交流、勞動力流動和文化整合性，主導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是西方價值、是大國力量、是資本擴張、是財富掠奪，說白了，是美國主導的游戲，充當世界老大、國際憲兵，其中一個最主要問題就是用資本的力量實現全球分工，將本國自己家里解決不了的問題引到別國人家里，到別人家里去“倒垃圾”。

　　綜觀近現代600年世界殖民史并以此維度觀察，全球化是西方白人主導主演主控，以瓜分世界版圖、爭奪全球霸權為目的的悲壯大戲。演化發展至今，出乎意料的是，這幕大戲并沒有完全按照西方白人的腳本演繹，發展中國家的成長以及新興力量的崛起，給世界帶來了新的變化。

　　如何看待當今世界發生的深刻變化？如何在世界新格局中界定自我角色？人類社會治理與世界新秩序應當怎樣？面對一個個碩大的新問號，西方白人世界認知層面的價值觀分化，給世界帶來諸多撕裂困惑。這就自然而然帶來了當今世界一系列價值觀沖突：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世界多極化與新霸權主義；保護主義與貿易自由化；白人至上與種族主義；精英民主與互聯網政治大眾民主；宗教沖突與恐怖襲擊；地緣政治與區域危機；戰爭與和平。

　　簡言之，所謂價值觀就是如何看這個世界，以及自身以怎樣的狀態活著。事實上，價值觀的困惑、沖突與撕裂，可以說是西方白人社會出了問題。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什么是白人？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年，國門打開對外開放以來，西風東漸，我們向西方學習，某種程度上美國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向美國學習借鑒了不少，中美關系發展到今天這么一個局面也實屬不易。但是，我們對打交道、交朋友的白人族群在情感上、理智上的認知如何呢？是否有深刻而清醒的理解與把握呢？這值得思考。

　　關于西方社會2000年發展演進史，各類書籍與學術觀點汗牛充棟。簡要說，西方白人沖出中世紀“黑暗時代”，通過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一路走來，成為近現代世界的主導力量。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西方白人形成了對自我的認定，那就是“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分子意識形態，主張白色人種優越于其他族裔，奉行“白人至上，余皆劣種”理念。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英美國家種族決定論和種族主義政策最盛行的時期。100余年前，上海外灘公園傳說中的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就是明證。

　　西方白人充滿野性狼性血性，本質上是侵略擴張、占領掠奪、天下霸權。由于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帝國主義者對內壓迫帶來了共產主義運動，對外壓迫帶來了民族解放運動，加上帝國主義之間瓜分勢力范圍與爭奪世界霸權的一次二次世界大戰，加上科學技術發展帶來先進生產力等多種因素，徹底撕碎了帝國主義者的世界殖民體系，進入了二戰以后新的國際秩序。

　　特朗普及其白宮團隊現在四線開戰，尤其是放狠話、揮拳頭、打棍子，升級中美貿易戰，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戰略訛詐與心理博弈，透出的是他自己都認為“多年前就打輸了”、“不可能再輸了”的內心焦慮，表明西方白人世界出了問題。

　　事實上，一些清醒理智的美國人開始“接地氣”深刻觀察反思白人社會發生的問題。美國本屆總統選舉之年即2016年6 月，一位畢業于耶魯大學法學院的31歲年輕人凡斯出版了一本書《鄉巴佬挽歌：危機中的一個家庭與文化的回憶》，以他自己的家庭故事與成長經歷，呈現了俄亥俄州一個曾經一度繁榮鋼鐵小鎮衰落的故事，展示了銹帶區社會底層白人貧窮、暴力、絕望的生活狀況。這本關于“美國夢”失落的故事書出版后，長期盤踞各大銷售榜單。同年11 月，特朗普在競選中勝出，民主黨遭受重創。之后選票顯示，銹帶區白人選票對此次選舉起到關鍵作用。

　　《經濟學人》對這本書發表評價認為，今年（指 2016 年）你不會再讀到一本比這本書還重要的有關美國的書。《時代》評論說，在關于推動政治叛亂，特別是推動特朗普崛起的底層白人方面，凡斯先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富有同情心的、眼光敏銳的社會學分析。他將有思想力的探求和一手經驗相結合，為一個不文明的選舉提供了一個文明的參考導引。他的敘述無論對民主黨還是對共和黨來說都很有見地。

　　如果說凡斯的《鄉巴佬挽歌》提供了一個觀察的社會學文本，那么，研究工人階級的美國歷史學家南希·艾森伯格的《白色垃圾：無人訴說的美國400年階級歷史》一書，則進一步從更為深遠的視角來理解美國社會的底層白人。白色垃圾，本是指不可降解的垃圾袋，后來指沒有錢沒有土地的底層白人，也就是凡斯所說的鄉巴佬。艾森伯格下很大工夫，學術做得非常深，調查了400多年來的政治言論和政策、大眾文學和科學理論，推翻了美國階級自由流動的神話——自由與努力工作就能保證社會階層流動的神話。這部著作對美國社會等級制度的研究具有開創性，指出了美國社會一個尷尬的存在：貧苦的白人。他們曾被稱為“廢物人”、“渣滓”、“垃圾”、“懶惰的橡膠”和“餅干”。雖然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邊緣階層，不過一直以來這個階層沒有遠離美國主要政治爭辯的中心，這次選舉這個階層又被激發。

　　關于美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學界關注研究很多。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采用大量數據分析，揭示美國窮人在全球化過程中有多慘，當今美國存在很多焦慮。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瓦萊麗·威爾遜的研究表明，高中以下學歷的白人男性，平均每小時工資從1979年19.76美元下降到2014年17.50美元。20年來，工會數量減少到前所未有低水平，進一步削弱了工人階級的議價能力。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將近半數美國人變得更加憤怒，白人是最易感到憤怒的族裔，超過了黑人和拉美裔。其中，最憤怒和最悲觀的美國人恰恰是家庭年收入不上不下的中產階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過去30年中將近30%的收入流入了10%的美國人手里。美國經濟學家也認為現在美國人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這就挑戰了美國所謂財富不均等、機會均等價值觀，造成了貧富差距與社會撕裂。

　　近現代殖民史表明，西方白人族群充滿野性、血性、狼性，一旦對現實不滿就難以忍耐。美國社會遞增的“白人之憂”，深層次里潛伏著可能會發生的“西方之亂”。2008年由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中下層白人日益覺醒，曾發生占領華爾街、反精英民主運動等，并尋找政治代言人。從某種意義上觀察，特朗普顛覆了精英政治的精英形象，使中下層白人又看到了殖民時代血液基因中的野性、血性、狼性，這才符合白人的性格特征與價值取向，所以中下層白人擁戴支持特朗普。

　　現代政黨政治的核心是爭取成為執政黨，然后通過領導和掌握國家政權來使自己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集團的意志變為國家意志。特朗普登上政治舞臺，關鍵是美國社會日益擴大貧富差距導致社會階層撕裂；民主黨執政推行的公共政策供給發生問題，標志著精英治理受到挑戰；加上互聯網公民政治參與改變政治生態，使精英民主遭遇大眾民主。特朗普一反美國兩黨輪換執政政策變化幅度不大的特點，對二戰以來傳統的精英治理模式來了一個顛覆，他的施政取向就是迎合給他選票的美國中下層白人，是美國社會主體即中下層白人的政治代言人。

　　當然，特朗普執政近一年半來，并不是一帆風順，相反卻難題重重：內閣不穩，自1977年第39任美國總統卡特上臺以來，特朗普內閣動蕩史無前例，一半以上閣員被炒或勸退；“通俄門”持續發酵，扎克伯格交出特朗普通俄證據，“臉書泄密門”再起波瀾；與精英沖突難以調和，與新聞媒體“互懟”成常態；政策難以落地，醫改屢戰屢敗，稅改計劃被質疑大幅減稅會加劇赤字和債務，金融去監管難以重振華爾街雄風，移民政策加劇社會分裂；朝鮮半島和解和平進程、伊核協議爭端，等等。作為精明商人政治家，面對一系列內政外交上的內憂外患，特朗普可謂非常“敬業”，一線沖鋒陷陣，運用推特新媒體，幾乎每一天都在影響著世界。

　　對特朗普的所作所為，仁智互見中，我們可以從價值觀維度來加以觀察分析。在西方人思維中，“生存空間”理論及其價值觀可以說非常普及而頑固。這一理論來源，是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拉采爾利用生物學概念與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思想，以生物類比方式研究國家政治。他將國家比擬做有生命的有機體，如同生物一樣，需要一定的滿足它生長和發展的生存空間，一個國家透過擴張領土和殖民地來增加生存空間是必然的現象。后來這一理論成為德國法西斯侵略擴張的術語，希特勒就是以爭取“生存空間”為借口，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來說，圍繞著“生存空間”價值觀，還有一個理論就是“空間修復”。這一理論獨特提出者大衛·哈維認為，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玩不下去就要拓展生存空間進行修復。這種空間修復具有兩重含義：一層是“固定”之意，指一部分資本以物理形態固定下來，相當長時間內不會改變，例如廠房、道路基礎設施等；另一層是“修復”之意，喻指化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間-空間修復”即吸收剩余資本的方法。

　　這種方法，一是時間修復，即投資于長期資本項目，從而推遲過剩資本再次進入當前乃至未來的資本流動；二是空間修復，即到其他地方開拓新市場、新產能、新資源、新社會與勞動力供給的可能。結合時空修復手段，在空間問題上尋求以“空間修復”方式來解決危機。這是一種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即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內實現積累和增值的時候，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通過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以19世紀中葉發生在英國與阿根廷之間的歷史過程為例，當時英國貸款給阿根廷修建鐵路，而作為條件，阿根廷必須購買英國的鋼鐵、火車、輪船，以消化英國過剩產能。這是過剩資本從一個區域流向另一個區域的經典方式，美國、日本在20世紀都這樣行事，1980年代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也是如此。

　　從西方白人價值觀以及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本質觀察，逆全球化、多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思潮下的中美貿易戰，凸顯了少數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所包含的深刻矛盾，要害問題是在全球化過程中資本要素的流動超越了勞動力要素的流動，使經濟全球化紅利流入了資本一方囊中，造成并擴大了全球財富分配不公平合理，導致并激化了貧富差距擴大與社會階層撕裂，使全球化在人類文明進步中嚴重失衡。話說白了，就是經濟全球化的錢都給資本家賺到了，廣大老百姓分享到全球化紅利，反而相形之下滑向了貧困，激化了社會矛盾。現在，特朗普認為全球化演進中他們輸了，力圖利用貿易摩擦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實現生存空間再修復，謀求利益格局再平衡，促使國內矛盾再緩解。

　　面對錯綜復雜的世界大變局，面對撲朔迷離的中美貿易戰，如何進行戰略預判與戰術應對，是決策膽識、外交智慧、談判技巧、利益平衡等多方面綜合要素的博弈。一個新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如何與雄踞霸主地位的現存大國相向而行？這使我重溫了習近平主席關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經典論述。

　　習近平主席于2015年9月22日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出席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行的歡迎宴會并發表演講，明確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按學者解讀，這一理性判斷表明，現實中，“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種客觀存在，而是由大國之間主觀上相互戰略誤判所致。當今世界，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不具備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觀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主觀上可以不重視大國關系的構建。大國關系始終是合作與博弈的辯證統一，大國之間要實現合作共贏，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建設性管控分歧，將沖突點轉化為合作點。

　　一年前，面對特朗普入主白宮給中美關系造成不確定性因素增強的現實變化，我曾經對學界各種分析觀點做過一個梳理，概言之主要集中在“六說”上：一是“機遇說”，認為特朗普不是老道的政治家，政策取向是朝國內收縮，以經濟優先、貿易摩擦取代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競爭，這些變化也許給我國發展帶來新機遇；二是“合作說”，認為中美關系是本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雙方之間具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合作空間巨大；三是“平衡說”，認為面對亂局變局的暴風驟雨，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應當成為“鎮海神針”發揮“平衡器”作用；四是“競爭說”，認為中美之間就像一場馬拉松大賽，中國用30多年時間基本上跑贏了美國240多年里程，現在到了誰輸誰贏的最后沖刺階段；五是“博弈說”，認為美國發展史就是與排在其身后的“世界老二”的博弈史，現在博弈對象是中國，兩個大國之間正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六是“戰爭說”，認為隨著中美博弈加劇，特朗普正在動員一場大規模的毀滅性戰爭，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核戰爭“不再不可想象”。

　　確實，變化多端詭異難測的特朗普上臺后，他認為中美兩國之間貿易不公平不公正，中國一面操縱匯率，一面國家補貼虧損對美傾銷，中國一直在坐美國順風車。美國對中國持續開閘放水了30年，4.36萬億美元貿易逆差，財富持續性地流向一個意識形態與自己完全相反的國家，而且在國際事務中處處與自己作對。特朗普和他的班子認為這是美國當今“最大的政治不正確”。依此邏輯推導，挑起中美貿易戰可說是意料之中的“司馬昭之心”。

　　如何有效應對中美貿易戰？我個人認為，應當借鑒于中華傳統文化與東方智慧，從道、法、術、器、勢五個方面來謀篇破局、化解危機——

　　一為道，是根本，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應當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今天，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再也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格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誰也離不了誰。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人類生存發展面臨糧食安全、資源短缺、氣候變化、網絡攻擊、人口爆炸、環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國犯罪、恐怖襲擊等共同難題挑戰。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應當有責任擔當，確立新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與全球治理觀，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是實現利益、文明、發展、交往、合作的全面合作共贏。這是當今世界的天道，符合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根本利益。

　　二為法，是規律，關鍵在“做好自己”，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及實現全面小康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好藍圖。我們國家通過解放初期的工業化實現站起來，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實現富起來，將通過新時代的現代化建設實現強起來。站在新的發展起點上，我們應當乘勢而上，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征程中，努力擁有金融話語權，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使人民幣成為國際支付活躍貨幣；擁有科技話語權，建設創新型國家，在核心關鍵技術上不依賴他人恩賜、不向他人化緣，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用新科技引領新經濟新發展；擁有文化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中國智慧，貢獻中國方案，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植根于公認國際秩序原則之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價值認同。

　　三為術，是方法，應當善用東方智慧化解危機，力求可控在貿易摩擦范圍內解決爭端。早在1985年9月，為解決美國當時巨額的貿易赤字，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英國等5個發達國家財政部長和央行長在紐約簽訂“廣場協議”。協議簽訂之后，五國開始在外匯市場拋售美元，帶動市場投資者拋售狂潮。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世界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日元升值幅度最大，三年間達到86.1%。日幣升值拉動日本地價飆升，僅東京都地價就相當于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制造了史上空前的房地產泡沫。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開始破裂，股市和房地產暴跌導致破產者大量涌現，經濟蕭條直接蔓延到了政治和社會領域，出現內閣走馬燈似變換的混亂政治局面，給日本社會帶來“禮崩樂壞”的影響。就連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都稱，“中國應該汲取日本的慘痛教訓，提高警惕，謹慎行事。”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當務之急，應當用中國人的東方智慧，將局面控制在經濟貿易領域化解爭端，防止擴大蔓延至科技、金融、地緣政治等領域。

　　四為器，是工具，宜運用WTO等國際組織與機構協調化解貿易摩擦。事實上，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由美國主導，包括像WTO等一些國際組織與機構也是由美歐西方國家倡議并主導主控。現在美國開打貿易戰，想繞開國際秩序與規則，撇開WTO等國際組織與機構，是難以獲得廣泛認同的不得人心之舉。世貿組織不少成員國對美國在貿易保護方面的單邊做法紛紛表示擔憂，就連歐洲盟友也持批評態度。我們應當善于運用WTO等國際組織與機構，爭取最大限度的國際支持，努力化解中美貿易摩擦危機。

　　五為勢，是情勢，宜借勢順勢造勢運勢，主動而為，精準應對，化解危機。借勢，就是借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之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率達到30%，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這是一種舉世公認的發展趨勢；順勢，就是把握人類進步發展歷史邏輯規律，認清共創和平、安寧、繁榮、開放、美麗的世界是時代潮流，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是不可逆的，應當順應這一世界大勢；造勢，就是要用世界語言講好中國發展的故事，運用東方智慧促進人心相通，盡可能有效化解西方白人世界的內在焦慮，共建合作共贏的大同世界；運勢，正如中國古話所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個世界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我們應當為推動人類社會治理與文明進步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俗話說，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一件事情的好與壞取決于人們認知與處置的能力，往往朝著好的方向在不確定性中謀求確定性的良好結果。關于中美貿易戰，現在社會各界在帶有憂慮的普遍性關注中開始了清醒理智的思考。不少有識之士認識到，美國發動的這場利益最大化驅使的博弈，倒逼善良國人對發展模式的思考，倒逼對核心高端科技自主創新的自信自覺，倒逼更堅定大踏步深化改革開放等。中美貿易戰也許并不是單一意義上的壞事，很可能會辯證地轉變為好事，未來可期。（何建華，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