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月7日)有媒體報道說，近日在網絡上廣泛傳播的一段寧夏固原防疫執勤人員毆打從外省疫情低風險地區返鄉人員的視頻有了著落：當地衛健委表示被打者不需要隔離;當地警方表示打人者為警察，正協調被打者賠償事宜;當地區紀委已介入調查。
春節在即，返鄉探親人員開始增多。與往年相比，今年春節返鄉探親人員數量應該是最近20年來規模最小的。這一點，從鐵路、公路、水路和航空等運輸部門的相關統計中即可知曉。人們響應“就地過年”的呼吁，實際上是以讓度自己的部分自由為代價，為阻斷新冠病毒的傳播作出的犧牲。在疫苗生產和接種過程尚未完成，群體免疫局面還遠未形成的情況下，減少人員聚集和流動，是相對最有效的物理隔絕病毒的方法，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然，這種辦法帶來的全部效應并非僅在阻斷了病毒傳播，同時還大大限制了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物流和人流，由此為生產和生活帶來了負面效應。正因如此，體認每個人為防疫抗疫作出的犧牲，感恩那些為防疫抗疫付出巨大代價的個人和實體，是防疫抗疫措施得以實施、防疫抗疫取得成效的社會心理基礎。防疫抗疫，事關每一個人的健康和生命，本應得到社會全體成員的理解和支持。所有這些，正是防疫抗疫措施正當性的前提。
防疫抗疫措施的形成，首先有賴于專業科學知識和常識。病毒傳播和擴散的高中低風險地區的劃分，也正是以這種知識和常識為根據。超出這個常識，隨意增加有效性的邊際范圍，必將導致人們讓渡自由范圍的增加以及其他實體為此付出的成本。顯然，如果防疫抗疫措施的必要性超出了科學常識所劃定的范圍，那么，防疫抗疫不僅會因失當而失去正當性，也會因其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而使防疫抗疫的總成本大于非讓渡自由情況下所付成本，從而使防疫抗疫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而言都變成了一件“不劃算”的事。
因此，防止防疫抗疫措施的層層加碼，就成為防疫抗疫常態化的必不可少的限制性條件。層層加碼防疫抗疫措施，從實際結果上看，當然可以讓個體甚至實體服膺于強力防控舉措，但卻直接渙散了整個社會的防疫抗疫的心理基礎，反使防疫抗疫措施變成了有害于整體社會治理的“蟻穴”。上述寧夏固原防疫抗疫執勤人員的所為及其所引發的社會反響，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一些地方在防疫抗疫措施推行和實施過程中發生的事情，實可作為當地社會治理的一個剖面。公務執勤人員在防疫抗疫中所表現出來的頤指氣使，蠻橫無理，以至拳腳相加，豈止一日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