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中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不僅為中國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

  共建“一帶一路”體現了新發展格局的內涵特征,遵循了新發展格局的核心要義!耙粠б宦贰苯ㄔO對內是促進商品和要素的順暢流通和優化配置,加快完善統一的國內大市場,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對外是暢通國際供應鏈和產業鏈,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充分利用、整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源,在優勢互補中實現共同發展。就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而言,其與“一帶一路”建設結合緊密,要以更高水平的協同開放來助推“一帶一路”建設向高質量發展邁進,引領“一帶一路”產業鏈構建,助推“一帶一路”規則體系創新。

  以科技創新引領“一帶一路”產業鏈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對外開放主要是加入由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進行加工制造和出口,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得以飛速發展,取得巨大成功。當今,伴隨著世界發展潮流和趨勢的變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新發展格局的形成,“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強調構建具有更多自主性的全球價值鏈,給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新動能,而且要致力于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

  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的現實,通過科技創新在價值鏈頂端發力至關重要。一直以來,科技創新都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支撐。“十四五”規劃的首要一條就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新發展階段科技創新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為此,勇當我國科技和產業創新的開路先鋒,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使命。

  長三角地區有著創新驅動的傳統,是全國創新發展的排頭兵,凝聚了一大批具有較強科研和技術實力的總部、企業、院校、人才。這既是長三角地區的優勢,又是催生進一步創新的條件。長三角地區的創新集群有兩類,其一是中心城市,其二是創新園區。具體來說,第一要依托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推進跨國公司總部集聚,吸引國際組織及其總部落戶。第二要依托長三角中各種類型、各種規模的高科技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引導國內和國際高新技術企業、“隱形冠軍”企業入駐。

  要引領“一帶一路”產業鏈構建,長三角地區必須順應新一輪產業變革趨勢,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性服務業,集中力量投入到核心技術和關鍵產品的研發上,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分工還未形成的情況下,努力搶占未來科技發展的先機。同時,長三角地區要將承載這些產業的創新集群嵌入“一帶一路”產業鏈構建,發揮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將長三角地區新興產業、創新產業和產品中簡單制造環節逐步地向“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轉移,深入參與價值鏈產業布局調整,發揮比較優勢,讓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尖”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元素和引領力量。

  以制度創新助推“一帶一路”合作新導向

  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中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一直以來,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然而在產業基礎、創新能力、營商環境、市場準入、規則標準等方面與國際市場還存在一定差距,制度型開放由此成為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匯合點,成為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和投資便利化程度的新任務、新要求。

  長三角地區一直是中國改革和開放的先行者之一。憑借良好的區位優勢、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等,長三角地區全面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迎來了一系列重大機遇,通過引進國外先進生產要素、承接產業和產品生產環節的國際梯度轉移、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等方式,不斷增強經濟競爭能力,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成為世界級先進制造業中心,以及中國經濟最發達、最開放、創新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新發展格局要求長三角地區共同推進更高水平開放合作。在開放制度創新方面,長三角地區應該比國內其他地區步子更大,走在探索深化開放制度創新的最前沿。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先行者,發展為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的先行者。要以高水平建設自由貿易區,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破除生產和流通領域存在的結構性、機制性、技術性障礙。作為我國第一個自貿試驗區,上海自貿試驗區在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府職能轉變、金融開放創新、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等領域先行先試,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全國貢獻了“上海經驗”,包括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國際貿易“單一窗口”、“證照分離”改革、自由貿易賬戶等。2017年,國務院批準設立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經過三年的改革探索,以油品為核心的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顯著提升,對接國際標準初步建成自由貿易港區先行區。2019年8月和2020年9月,國務院又先后批準設立了中國(江蘇)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安徽)自由貿易試驗區。接下來,長三角地區要在負面清單制度上著力實現更大突破,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0年版)》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縮短負面清單,成為自貿試驗區建立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探索者,加大自主創新與探索的力度。

  不僅如此,長三角地區的開放制度創新,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簽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奠定了基礎。當前,中國與巴基斯坦、東盟、智利、新加坡的自貿協定實現了升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已經簽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正有序推進。隨著世界關稅水平的降低,以規制為代表的“邊界后措施”和放寬外資準入成為貿易和投資談判的主要議題。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引領下,加強自身國內改革和制度型開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近年來設立的各個自貿試驗區的積極探索和大膽創新。其中,長三角地區必須以先行者姿態挑起“元創新”這個重擔,進一步放開一般制造業,重點擴大金融、電信、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的對外開放,形成一系列“長三角經驗”,創新改革和制度型開放的探索,進一步提高中外合作的水平、開放度和透明度,助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朝著以規則為導向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