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快遞,一分鐘,一句話,一頓打
收件人的第一腳,踢在了快遞員李玉賀的肚子上。
李玉賀站不穩當,從四樓的臺階,向著三樓半平臺處跌了下去。他伸手拽住了右邊的樓梯扶手,后腰不知在哪里撞了一下,撞得生疼。
沒等他扶穩,收件人追了過來,站在高處的臺階上接連兩腳,踢中了李玉賀左側肩頸部,離后腦勺很近的位置。
最后一腳踢在李玉賀的胸口,把他徹底踢蒙了。他開始胡亂揮拳,“不知道打中了對方哪里”。
“不要打了,快遞給你,我要走!”李玉賀覺得暈,在臺階上坐了下來。
“你剛才說話不是挺橫么,咱們去樓下再去打。”對方過來拽他的胳膊。
“我非常難受,你別動我。” 李玉賀一邊掙扎一邊喊。他報了警。
兩人最終都被帶到了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派出所。坐在派出所里,李玉賀覺得四肢乏力,渾身“使不上勁兒”。他開始抽搐。
警察將他送到了民航總醫院,第二天,又轉診到北京市朝陽急診搶救中心。第一次查體時,他的體溫36.5攝氏度,每分鐘呼吸20次、脈搏75次,肌力為0級。
0級就是肌肉癱瘓,無法收縮。他進了重癥監護病房,頸部以下只剩肩部三角肌能動。
快遞員夾著包裹向四樓走。爬到三樓半的時候,他看到收件人已經站在了門口,問他:“你剛才那句話什么意思?我憑什么等你?”
李玉賀今年21歲,老家是山東菏澤濟源縣。兩個月前,他來到北京,應聘到申通快遞公司,成了一名快遞員。
每天早上8點是廠區最熱鬧的時候。在通州的快遞包裹分揀中心,來自全國各地的包裹,搭乘著大車排著隊趕來。空曠的廠房迅速被這些包裹填滿,按照不同的區域分別放置,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快遞員在這些包裹山中間穿行。
用申通快遞北京一個分支的負責人王林的話說,北京的各個分公司,“生存是很艱難的”。在北京市區租個門店,一年的房租就要二三十萬元,幾乎是其他省份同樣大小門店的10倍價格。每個片區一般有六七十名員工,最少也要三四十名。
李玉賀通常在8點半到達分揀中心,他所屬的十里堡片區在東五環附近。每一天,由他負責的包裹有150個左右。
“小李業務不錯。”十里堡片區的負責人楊銘說,“他剛來兩個月,就已經有自己的固定客戶了,在公司里人緣也挺好的。”
這個年輕人此前在農村種大蒜。經過老鄉的介紹,成為“快遞小哥”的一員。他和其他“小哥”一樣,睡著宿舍里上下鋪的鋼架床,開著載滿包裹的電動車,在北京這座巨大的都市中穿行。他成為電子商務網絡上不起眼卻又不可或缺的一個點,連接著賣家與買家。他們掌握用戶隱私,登門入戶。等待包裹上門的人,對他們感覺微妙。
興隆家園是李玉賀負責的小區。9月9日下午3點左右,李玉賀帶著包裹,來到了小區一棟居民樓樓下,按響了門鈴。
興隆家園小區緊挨著京通快速路,到了周末,這條路上時常堵成兩道車河。李玉賀要去的這座居民樓,是座老式的建筑,沒有電梯,六層高,單元門口的鐵門緊鎖著。樓道有些狹窄,電表箱上用記號筆雜七雜八地寫著小廣告。
包裹里裝著一雙童鞋。不到48個小時之前,這雙鞋從河南出發,裝袋掃描,搭上了飛往北京的飛機。9月9日早上6點14分左右,它抵達了申通公司十里堡分公司,8點半,它到了李玉賀手里。按照快遞公司的規定,如果沒有意外情況,李玉賀必須在這一天,把包裹送到客戶手里。
門鈴響了又響,無人應答。
李玉賀事后回憶,當時他給收件人打了電話。對方說,30分鐘后回來,讓他到時候再送。李玉賀決定,一邊等這人的電話,一邊先給其他人送包裹。大約40分鐘,他接到了那位客戶的電話。
“我就在附近,你在樓下等我1分鐘。”他急忙在電話里說,帶著包裹趕了回去。據李玉賀描述,他很快趕回剛才那座樓樓下,但是客戶并沒有在樓下等著他。他再次按響門鈴,在樓門對講機里忍不住抱怨起來:“你怎么就不能等我1分鐘?”
樓道的鐵門開了,快遞員夾著包裹向四樓走。爬到三樓半的時候,他看到收件人已經站在了門口。對方問:“你剛才那句話什么意思?我憑什么等你?”
真正的沖突,是在李玉賀要求對方出示證件之后。他提出要看證件才能簽收,但對方拒絕了。
楊銘經理解釋,根據快遞公司最新的規定,這種情況下,“不能把包裹交給客戶”。
李玉賀抱著包裹就要走,對方追過來,一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
“要求我們提供美國式的服務,但是快遞費是越南式的”
躺在病房里的李玉賀,鼻子里插著管子,頸部墊著兩塊毛巾。回憶那個周六的下午時,他的嘴唇上,仍然留著那一拳打出來的傷口。
在上海打工的父親老李坐火車趕到了北京。父子倆在重癥監護室里見了面,每天只有5分鐘的說話時間。
“爸,我沒事,我讓人打了,我慢慢就會起來的。”父子倆一照面,李玉賀就安慰父親。
“沒事,現在醫學發達,沒有什么不能治的,咱們反正慢慢養吧。”老李也安慰兒子,“不能走路了,就躺著。”
朝陽急診搶救中心骨三科給出的初步診斷結果是:“頭頸部軟組織損傷,疑似頸脊髓損傷,限于急診搶救中心的檢測條件,建議去上一級醫院進行進一步檢查。住院治療之后,患者肌力從0級逐步恢復到了4級。”
4級,比當初令父子倆害怕的“0級”有了很大好轉。“現在感覺比剛開始進醫院的時候好多了,但是脖子還是有點疼,后腰部位有點疼。”李玉賀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打人者被處以“行政拘留七日并處罰款二百元”的行政處罰,從9月10日至17日,在朝陽區拘留所執行。
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對方是安徽人,今年27歲,那個下午與21歲的山東人李玉賀“因瑣事”發生口角,“后將對方打傷”。
律師陪著老李去了幾趟派出所,警察告訴他,要等法醫的鑒定結果出來,才能確定是否要批準逮捕。
“打成這樣,說實話真不值。”另一位快遞員竇立國感慨,“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因為語氣的原因,引發了這么一次沖突。”
在申通公司王林女士的手機里,存著好幾張快遞員被打之后的受案回執,案件都是9月發生的。“快遞員被打的事情真的很多。”她感慨。
今年7月28日,湖南株洲中通快遞快遞員郭君良遲到5分鐘,被收件人用太陽傘柄毆打又踹倒在地,送到醫院時大小便失禁,四肢軟組織挫傷。
8月15日,湖北武漢申通快遞員李師傅要求客戶寄件時實名登記,被一拳打碎了眼鏡,鏡片刮傷了眼角。
9月11日,山東濰坊申通快遞員小張由于把包裹放進了快遞柜,引起客戶不滿,被客戶舉著棍子追打,最終頭部受傷,縫了十幾針。
“頂多被客戶罵幾句,投訴你,也就是這樣了。”竇立國說,“一般都是因為,把快件丟了或者損壞了。現在國內快遞員不好干啊,要求我們提供美國式的服務,但是快遞費是越南式的。”據他了解,美國的快遞員,周末是不送件的。
王林把自己的日常工作比喻為“破案”。她遇見過一些收件人,明明包裹已經送到對方家里并由家人代收了,卻一口咬定沒有收到。還有些包裹,完完整整送到了,沒有破損,簽收了,但收件人一口咬定,里面東西少了,讓快遞公司賠錢。
“我還有好幾個‘案子’沒‘破’呢。”王女士飛快地說著,“警察執法都帶著執法記錄儀,我恨不得給我們的快遞員身上都帶上簽收記錄儀。”但她緊接著又說:“但這又有客戶要說隱私問題了。”
硬幣的另一面是快遞員被投訴甚至違法的行為。今年6月27日,北京市朝陽區管莊一位客戶在微博上爆料,由于包裹丟失,她投訴了申通快遞的一位快遞員,被對方報復。快遞員闖進她的家,用石塊擊打她的頭臉部。這位客戶最終起訴了快遞公司和快遞員,索賠72萬余元。而引發這一切的那個丟失的包裹,價值188元。
“投訴問題,是快遞行業的痛點了。”王女士說,“這是服務態度的反射,直指這個行業的服務水平低下。另外,這與公司管理的簡單粗暴也有關系。如果管理只是罰款,以罰代管,服務的質量就不會那么好,最終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她說,公司一個月的罰款,“最瘋狂”的時候,甚至上百萬元。
8月28日,朝陽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那起快遞員入戶打人案。接受采訪時,申通快遞公司負責與媒體溝通的代表表示,申通公司“會承擔應該承擔的全部責任”。
不到半個月,李玉賀被打的事情發生了,同一位代表再次面對媒體,這一回,代表的是追責的一方。
雙方都氣鼓鼓的。快遞小哥報了警,客戶同樣拿起了手機,連著打出去三通電話,試圖投訴
面對著同事的手機鏡頭,李玉賀仔細回憶了一遍那天下午發生的一切。他記得自己一共挨了兩拳四腳。
狹窄的樓道里,快遞小哥和客戶對峙著。李玉賀身高177厘米,身材瘦削,而對方比他壯。
雙方都氣鼓鼓的。快遞小哥坐在臺階上,拿起手機報了警,客戶同樣拿起了手機,連著打出去三通電話,試圖投訴,但三個號碼都是錯誤的。
根據李玉賀所述,客戶最終放下了手機,過來勒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朝著自己家門口拖。李玉賀開始掙扎,兩手揮舞,沖突進一步升了級。
事發后收件人被拘留,期滿后,記者實地拜訪及打電話均無法與對方取得聯系。李玉賀對沖突過程的描述,暫時未得到收件人的回應。
老李說,如果能見到打人者,他最想問的一句話是:“為什么下那么狠的手?不就是一個快遞晚了幾分鐘嗎?”李玉賀是長子,他的弟弟還在上小學。
李玉賀有個3歲的兒子,今年夏天又添了個女兒,現在才兩個多月。“要想辦法賺錢,家里添人口了。”他對父親說。
7月30日,李玉賀坐著火車離開老家,來到北京。他用微信通知了在上海打工的父親。老李給他回了電話。
“北京車多、人多,我說你注意點。咱老百姓碰著人家豪車,咱得賠人家錢,碰著人,咱得給人家看病。咱又沒錢。”老李叮囑他。
父子倆很少通電話,兩個月里,也只用微信視頻聊了幾次。有幾回,天已經很晚了,老李下了班,估計兒子也該下班了,就發出了聊天請求。
“還在派件兒呢。”鏡頭對面,兒子總是匆匆忙忙地說。
老李也在北京干過快遞,他記不清具體年份,只記得是“10來年前”。“同城速遞,在東城郵局那兒干過。”那時候,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騎著車,從清河一直騎到鼓樓外大街東城郵局。從郵局一直到西郊機場,北三環的路上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幾所高校,“都是我的事”。他從早忙到晚,送完包裹,還要騎著自行車回到清河。一天算下來,能掙70多元。
那時,網絡購物的熱潮剛剛興起,包裹還沒有現在這么多,但老李忙起來依然會顧不上吃飯,常常隨便在路邊買個面餅墊一口。
他只干了一個冬天,就離開了北京。去年,老家的大蒜賣得早了,只賣出三四萬元,他又跟著村里的包工隊去上海賺錢。
這位43歲的中年人過去沒想到,自己的兒子會來到他當初送快遞的城市,送起了快遞。
李玉賀的微信朋友圈里,最新的一條是8月22日發的:“晚上4點給我打電話,我是送快遞的不是‘三陪’,腦子有病吧。”配著三個大哭的表情。
如今他躺在病床上,一邊進行康復訓練,一邊承認,如果再讓他回到挨打的那一天,他肯定“不會那么沖動了”。
公司為他墊付了醫藥費,幫他請了律師,打算向那位收件人索賠。
他躺在醫院的時候,屬于他的第一筆快遞員工資剛剛下發:4000多元,遠遠不夠這次的醫藥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