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的韓國人樸濟英，如今可以當之無愧地說，“我是老望京了”。在這塊被稱為“中國韓國城”的北京最大韓國人聚居區里，韓國人人數最多時超過5萬。

　　望京有閃著中韓字體的彩色霓虹燈箱、韓國企業云集的大廈、最正宗的韓餐館。在街上，人們已經很難從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

　　超市里，六神花露水和韓國空氣清新劑整齊地碼放在一個貨架上；芝麻葉和香菜這兩種基本不會在對方菜譜上出現的香料，也乖乖地躺在同一個冷藏柜里。

　　中心廣場上孩子在嬉鬧，年輕的韓國母親用不熟練的中文，和中國大爺大媽聊著天。

　　如今，這種平靜正在被打破，一些改變若隱若現。

　　在樂天超市望京店，一個工作日的午后，門前停著警車，超市里安保人員多了一倍，清空的貨柜上少有韓國品牌的食品，戴著“安全員”袖章的員工比顧客還多。

　　兩周前，一位剛畢業的韓國留學生，本打算在中國找工作，卻臨時改變計劃，改簽了第二天的航班，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飛回了自己的國度。

　　這一切，都讓樸濟英擔憂：“中韓關系就像一壺水，燒了半個小時才能熱，碰到涼水又迅速涼下來了，不知何時才能再熱起來？”

　　平靜，不平靜

　　3月中旬開始，樸濟英發覺自己“享受”了一種“特殊待遇”。

　　他在山東某學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東。當他上完課乘坐高鐵返回北京時，收到問候短信“你安全離開了嗎？”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變成了“特殊保護的重點”。

　　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國人的朋友圈里，開始傳播一些他稱之為“非正常的視頻”，其中一些還帶著對韓國人的謾罵和暴力。

　　他擔任副會長的民間組織“中國韓國人會”也收到一些韓國人的咨詢，盡管擔心人身安全的還是少數。

　　直到這時，這位年過半百，中文標準的韓國人才開始擔心起來。

　　在北京留學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親焦急的電話。

　　上一次令母親如此擔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當時他被催促趕緊回國時，還奇怪地問為什么。母親說，“不是有地震嗎？”他有些哭笑不得，“很遠，比韓國都遠”。

　　“再遠還是一個國家里面發生的事。”母親還是放不下心。而這次，盡管嘴里說著“沒事，沒事”，但他并沒有讓母親信服。

　　而在兼職韓語教師的學校里，中國學生也焦急地向他詢問：“現在可以去韓國嗎？”

　　一位韓國朋友告訴成英善，“現在攔出租車，以前他們會問你是韓國人還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話就拒絕，但是現在換了，變成韓國人。他們不會不讓你坐，但會特別認真地講道理。”

　　一開始他覺得沒什么大不了。但令成英善感到尷尬的是，他的中國朋友看到相關的新聞，都會在第一時間轉發給他，有人還會問，“這是真的嗎？”

　　樸濟英認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視頻。盡管他說，一看就是“找人演的”，“故意商業炒作的，”但他還是承認“老百姓看了，很容易激動”。

　　面對記者，他并不想談到太多關于這次的爭議。

　　“雖然目前在北京的韓國人沒有那么大的情緒，但是時間長了肯定會有壓力。”盡管樸濟英努力安慰著那些前來咨詢的韓國同胞，但還是隱約擔心。

　　神奇，不神奇

　　這場低氣壓源自3月上旬。

　　在中國經商多年，樸濟英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新聞，感受氣氛的變化。然而這次還是讓他感到不解。“中韓建交25周年來，頭一次碰到這樣的情況，真是有些尷尬”。

　　作為較早進入中國的留學生，樸濟英見證了中韓關系“熱”起來的過程。

　　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正式建交。1994年，樸濟英來到北京。當時赴中國留學的韓國人并不多見，在北京的韓國人也比現在少得多。

　　樸濟英因為“中國文化最深的是哲學、歷史和中醫”，選擇進入北京中醫藥大學學習中醫學。

　　兩年后，他將妻子和兩個孩子從韓國接來，兩個孩子在北京長大，接受了中國學校的教育。“我的半輩子都在中國生活，比較旺盛的時期都在中國。”

　　那時的中國，在大多數韓國人眼中，是一個在歷史課本上“紅色”的“神秘國度”。

　　和樸濟英幾乎同時進入中國大門的，還有去北京大學攻讀歷史學學位的留學生具滋元。

　　當時，他們腳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綠地，沒什么高樓，只有機場高速公路。晚上8點，馬路上大巴都沒有了，當時沒有四環路，公交車也要換好幾趟，各方面設施都沒有，買東西也是到百貨公司。

　　具滋元驚訝地看見馬車和奔馳汽車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馬路上。他眼中的中國，有著兩個時代的重影——“19世紀和20世紀共存”。他感慨：“中國真是一個神奇的國家。”

　　在樸濟英的中醫專業，班上韓國留學生占外國留學生的絕大多數，30個外國留學生，26個是韓國人。

　　剛剛開放的年代，盡管學校規定中韓兩國學生不能互訪宿舍。然而還是有很多中國學生去韓國學生的宿舍，給成績趕不上中國學生的韓國人輔導功課。在當時，韓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給韓國學生補課1小時15元，對中國學生來說，是很大的經濟補貼。中國老師那時工資也不高，不到1000元。

　　隨著經濟的發展，2000年年初，當成英善來中國時，他成為4萬余名韓國留學生中的一員。當時正是中韓雙邊貿易增長最快的時期。

　　拖著行李箱站在中關村，成英善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是，“原來這里也有很多高樓啊”。

　　“出國的人都是因為喜歡那個國家才出國的。” 回憶起14年前做的決定，成英善說。

　　目前中韓已成為互派留學生最多的國家，據2016年4月教育部統計，2015年來華留學生中，韓國留學生數量最多，為66672人。

　　中國，更中國

　　20多年來，樸濟英眼看著“韓流”在中國流行起來。他從留學到創業，在中國的每一步發展，都踩在鼓點的節奏上。

　　20多年前，還在學中醫的他，騎自行車看到西單的眼鏡店，幾百號中國人排著隊配眼鏡。盡管1天1萬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周末一天30萬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驚。他下定決定，投資實業。

　　2005年《大長今》引進中國，帶來了當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風，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院副研究員王曉玲認為，就純輸入的進口韓流而言，《大長今》達到頂峰。

　　韓流文化的興起，也讓樸濟英的生意開始紅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采訪，“新聞聯播給50秒啊，那個厲害了！”他作為韓國中小企業的代表回答關于“如何看待中國購買眼鏡的消費觀念變化”的問題。

　　他說到，“以前中國人一副眼鏡是丟了才配，但是現在他們的理念是要求時尚化，而且會備用兩到三副眼鏡，2005年隱形眼鏡也開始流行起來。中國的消費者也講究美了。”

　　像樸濟英一樣，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在中國看到了機會，而望京因為靠近首都國際機場，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個韓國人匯聚之地。

　　21世紀之初，高樓如雨后春筍般噌噌而起，大量的韓國人聚居于此，韓國的公司、銀行、餐廳、娛樂場所等進駐其間，作為北京最大的韓國人聚居區，這里被稱作“北京的飛地”“中國韓國城”。

　　很少有人能說清楚，目前在中國生活的韓國人到底有多少。“以前走在望京，5到10米就能見到一個韓國人。”樸濟英說。

　　在2008年一場被稱為“韓元咳嗽，望京感冒”的金融危機之前，這個數字很龐大。據統計，當時僅在望京居住的韓國人就有5萬。

　　全職太太權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國籍的韓國人。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她感慨中國的變化太快了。在商店購物、菜場買菜，人人都掏出手機，用支付寶、微信結賬；出門打車，都用手機提前叫好車；網購的快遞速度目前已經超越了韓國。她的手機里裝著各種中國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藥水，都從網上買。

　　她覺得中國人很有人情味，不會韓語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兩只食指從太陽穴開始往上指，問女主人“生氣了嗎”。

　　這些超越國家語言的“肢體語言”讓她覺得，這個因為貧窮而輟學打工的中國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質，陪她買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每次服務時間是2小時，為了教她漢語，常常超過這個時間，卻從不計較。“十分純真，這樣的人在韓國很少見”。

　　她還邀請過在中國教她漢語的大學生老師到首爾，住在她家里，帶她去首爾弘大、梨大這種“很韓國”的地方，而沒有去濟州島，因為那里已經沒有韓國特色了。

　　權素姬還堅持每天閱讀中國新聞——盡管目前她只能讀懂標題。2013年年初，長春一名男嬰被偷車賊掐死在雪地上，這個新聞讓她揪心，“因為我也有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還沒有國家的概念，因為都長得一樣，只是語言不同”。

　　她把4歲的孩子送到中韓雙語幼兒園。在她看來，孩子從小就會說漢語和韓語，“能讓他們在中國自然地生活，想法更大。”

　　她和丈夫都喜歡吃中國菜，每周都會去中國餐館吃一頓飯，比如烤鴨、麻辣燙等。

　　有時候她也忍不住感嘆，“其實如果不是因為孩子上學的問題，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這里的韓國餐廳很多，連外賣都是韓語服務，生活太韓國了”。

　　她喜歡南鑼鼓巷、芳草地，離望京地鐵站僅一站之遙的阜通，被她看作是逃離這片“與韓國聯系過于緊密”的土地的一個方向。因為“那里有個更真實的中國”。

　　發展快了，太快了

　　盡管在中國生活23年，回到韓國時反而覺得自己像個外國人，具滋元仍然不敢說他非常了解中國。

　　喜歡《三國演義》，視趙云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們稱為“中國通”。不過，他自己不太愿意接受“中國通”這個標簽。

　　“那些在中國沒待滿5年的人，才會說‘對中國我該了解的都了解了’。待到10年的人，會說‘中國范圍太大了，我開始不知道中國了’。待到10年以上的人，才會說‘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中國’。”具滋元說。

　　當越來越多的韓國人拉著行李來到望京時，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沖著這里韓國人多慕名而來。

　　在望京一家房地產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雨，就曾經揣著“看看韓劇中的人”的夢想，選擇了到望京區域工作。不過她來了之后，才發現原來大家都一樣是普通人。

　　她帶著客戶看房子，樓道里韓國住戶會和中國住戶用蹩腳的中文打招呼。要和韓國客戶打交道，也可以去旁邊的超市請韓國阿姨來幫忙做個翻譯“志愿者”，在樓外的四川麻辣燙，去得最熱情的是和她年齡差不多的韓國年輕人。

　　盡管樂天瑪特門店關店的消息不時傳來，可在很多望京人眼里，身邊的韓國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靜。樸濟英很希望這種“平靜”能一直持續下去。

　　200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樸濟英的很多朋友拋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韓國，但他還是留了下來。

　　不過，當韓國企業、中國企業、韓國人、中國人，從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時，樸濟英選擇離開。2012年，他遷出望京，搬到燕郊。那里房價便宜，且兩個孩子已經長大，不用擔心上學問題。

　　他眼睜睜地看著望京房價一路飆升，“比首爾的房價都高了”。沒能在中國買套房，成了他的遺憾。

　　在望京，人均租房的價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斷上漲，也促使著越來越多的韓國年輕人分散到北京的各個角落。

　　成英善已經習慣了中國飛馳的速度。“第二天醒來，又不一樣了，沒有什么特別奇怪的感覺”。讓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為了迎接奧運會，一半的北京出租車換成現代汽車。“之前都是紅色的出租車，價格都不同，后來統一汽車排量標準2.0L。”

　　如今，連去韓國留學兩年回來的中國學生，都覺得中國發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級聚餐交份子錢時，只有從韓國回來的小王掏出了錢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機，用微信、支付寶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讓成英善感到壓力。他偶爾去看電影，卻抱怨“電影太貴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價格太貴了。”不過他還是保持了韓國人愛喝酒的豪爽傳統，周末時會和朋友去韓餐店喝兩杯燒酒。

　　“中國一直走的是一條快車道。”權素姬對中國飛速的發展也感觸良多。

　　這樣一個飛速沖刺的中國，卻并不能處處都令具滋元感到滿意。為了看兵馬俑、華清池，他去過12次西安。但十幾年后再次來到這里，曾經“周圍全是農村”的旅游景區早已修葺一新。“這里是西安、上海還是北京，我已經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這個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理解，更理解

　　樸濟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發現，在他新生活的周圍，只有兩家大超市，一家樂天瑪特、一家沃爾瑪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來時發現，樂天瑪特關閉了，沃爾瑪人滿為患。

　　據稱，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國經營的樂天瑪特門店暫停營業，還有約20家門店自愿決定關店，這些占了樂天瑪特在華門店總數的近90%。

　　在一段網絡視頻中，一群年齡不超過12歲的學生發誓要抵制韓國貨。

　　同樣是教師身份的樸濟英感到這種做法不妥，小學生沒有判斷能力，“如果這個小學生活到90歲，他80年都有這樣的記憶。但是中韓關系肯定會解決。”

　　自己在上課時，無論底下是韓國學生還是中國學生，他一直強調要有一個“過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過，出現了趕緊解決”。

　　去了中國一所知名的外語院校擔任韓語教師，具滋元在上課的時候，同樣會把不同的觀點呈現給學生。

　　這位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插播少女時代MV、韓國綜藝節目，也會跟著學生一起觀看調侃韓國大叔、揭露社會丑聞的韓國新聞紀錄片。他會說韓國社會競爭壓力大，一些年輕人為了就職不惜整容，也會說在中國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實講，不要讓大家存在什么幻想。”他說。

　　不僅讓中國學生了解韓國，每周四，他都要搭公交，從海淀去望京，給韓國同胞講述中國歷史。

　　“雙方都要認識一個真實的世界，不管是韓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應該這樣。學習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說。

　　回到韓國，具滋元都有些不適應了。網上購物都要交給妹妹完成，因為自己懶得申請賬號。吃飯更習慣拿筷子扒飯，而在韓國的飲食習俗中，喝湯和吃飯都應該用勺子。

　　更有甚者，當他端起飯碗時，母親就會一臉驚訝地看著他，說“你怎么這么沒禮儀？”因為在韓國，“端碗吃飯像乞丐”。

　　聊聊吧，再聊聊

　　盡管兩個孩子回到韓國上大學，樸濟英自己暫時還沒想過回韓國。“我已經離不開中國。”他坦言。

　　對于樸濟英來說，首爾到北京坐飛機只需要1個小時40分鐘，比上海都要近。“實際上，我在生活上也離不開”。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國人。

　　“我的人脈、對社會的看法都是在中國形成。”樸濟英說。

　　有韓國留學生說，每次回到首爾時，他的朋友說要帶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發現“好吃的菜”并不是指傳統韓餐，而是中餐、西餐，這些他在北京都能嘗到。“不是有個說法嗎，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對成英善來說，他從沒打算回過韓國。他更擔心的是，回國之后，同樣不能接受國內的看法。“一直在韓國成長的人，想法特別窄，接觸的范圍也特別窄，遇到外國人，‘唉，什么呀’，如果看到新聞里和中國相關的消息，就說‘當然’！和他們在一起的話特別有壓力。”

　　樸濟英認為，國外留學的經驗非常重要。“如果我沒有留學過，也可能跟國內的韓國人一樣，看法狹窄。”

　　深陷中國朋友圈的樸濟英，身邊很少有人和他說“薩德”兩個字，他也不會主動談及。

　　“兄弟之間、鄰居之間吵架不高興都會有的，但是過了某一個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兩家之間，關系已過了，起訴了、打官司了，就麻煩了，不好處理了，感情就是這樣的。因此這個感情破壞了，肯定就后遺癥大了。”樸濟英說。

　　在中國待久了，樸濟英理解了中國話的“深意”。這幾日，他約一個中國朋友吃頓飯，對方回復“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國人的習慣、做法”，推測對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氣氛不好，不愿和韓國人來往太多。

　　一位在韓國留學兩年的中國留學生，看見在他回國乘坐的飛機上，幾乎沒有游客的身影，在以往這個季節，都是人滿為患。

　　他本來已經入職某國內旅游公司，但因為韓國團體游產品下架，最終面臨失業的困境。

　　成英善有個朋友，跟中國一家電視臺合作了一個中韓合資項目，策劃了一年，最終流產。

　　王曉玲說：“韓國人跟中國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溝通都是比較近的，很容易成為朋友，并不是說今天就完全變了。”但是，“民間感情，傷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說，“老百姓之間還是得多交流。先坐下來聊聊天，聽聽對方說了什么。”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點，韓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滿等號的中國食客；四川火鍋店門口，推著嬰兒車的韓國媽媽，起身和中國朋友道別；大廈外，三四個中年男子一邊抽著煙，用夾雜著英文和韓語的中文聊著天。這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鐵站附近一處“望京韓國城”的建筑外，不知何時起，招牌中間的“韓”字，不見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權素姬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