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華偉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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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隨著越來越多的事務下派到基層，社區工作人員負擔過重、疲于應付。針對這一問題，從去年8月開始，北京市對社區工作事項進行了一次“地毯式”清理，制定出《關于進一步開展社區減負工作的意見》，共取消市級各部門下派的150項社區工作事項，除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明確要求開展外，其他考核評比一律取消。

　　“五一”小長假，北京許多社區工作者心情不錯——4月底開的一個會，讓他們感到振奮。北京市民政局、組織部、社工委等聯合召開全市社區減負工作推進會，要求各項減負清理工作必須在年底前完成，社區居委會行政化、機關化勢頭將得到有效遏止。

　　重負

　　“萬能居委會”什么都包了，承擔各類工作事項有322項

　　社區任務有多重？

　　北京市民政局局長李萬鈞告訴記者：“長期以來，一些政府職能部門習慣把社區看成政府的一條腿，大量的工作任務都派給社區，造成社區行政事務多、檢查評比多、會議臺賬多、不合理證明多等問題非常突出，以至于有了‘萬能居委會’，什么都做，什么都干，什么都包了，社區工作人員疲于應付。”這種情況極大地削弱了社區作為居民自治組織的功能。

　　根據調研匯總分析，社區工作事項高達322項，在社區設立的工作機構40個，在社區層面開展的評比表彰活動26項，在社區加掛的牌子平均有17個之多，諸如除四害領導小組、家長學校、藥品安全等，都以掛牌形式進入社區。根據社區工作者反映，日常工作中需社區蓋章證明的事項達到32項，如果社區不蓋章，后續一些部門就不辦理，因此，即使不在職責之列，居民也非要居委會給蓋章不可。

　　按照減負要求，今后社區辦公場所將只懸掛社區黨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社區服務站三個組織機構的牌子。“其他牌子一律取消。”李萬鈞說得堅決。

　　“為基層社區‘摘牌子’的政策來得太及時了，希望能夠真正給社區減負。”海淀區某社區黨支部書記兼主任王佳妮說，其實社區工作人員不怕苦不怕累，就是怕應付各種無謂的檢查、普查、臺賬、報表等，“如果減負落到實處，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走進居民家中了”。

　　改變

　　社區工作實行“準入制”，不再承擔招商等任務

　　為社區減負就要嚴格實行社區工作“準入制”，而實行“準入制”的前提是厘清社區職責。

　　此次減負首先對社區的職責進行了明確。社區要聚焦主業，協助基層政府、組織居民開展自治活動，在社會動員、服務居民、協調利益關系和維護基層穩定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今后進入社區的工作事務，實行清單管理。屬于各部門、街道辦事處、鄉鎮政府職責范圍內的事項，不得轉嫁給社區。除法律、法規和規章有明確規定外，其他需要社區協助的工作事項，市級部門的須經市委、市政府批準，區級部門的須經區委、區政府批準，未經批準的工作事項，一律不得交由社區落實，一經發現，立即撤銷、終止。

　　“過去，社區承擔的招商引資、協稅護稅、經濟創收等任務指標，以及社區作為責任主體的執法、拆遷拆違、環境整治、城市管理等事項，原則上一律取消。”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謝延智介紹。

　　記者了解到，除明確社區居委會日常可出具的15項證明事項外，北京今年年底前將取消“社區綜合治理領導小組”“社區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小組”等27個工作機構，并將取消“幸福社區”“老干部服務示范社區”“充分就業保障社區”等25個達標評比項目。同時，除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明確要求開展的項目外，其他考核評比一律取消，各職能部門不再單獨組織社區層面的考核評比活動。

　　探索

　　推進政府購買服務，培育社會組織，走出減負怪圈

　　事實上，為社區減負已經喊了好多年，各地也在積極探索，但大多收效甚微，甚至陷入越減負擔越重的怪圈。社區減負難，究竟難在哪里？

　　“根本原因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基層包攬了大量的行政事務和社會管理事務。”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董文勇認為，“很多事務本來是要區分的，行政事務由政府做，市場事務需要企業來做，有些社會事務應交由社會來做，但在傳統的行政方式下，這些是不區分的，最終都落實到最基層的社區。”

　　在行政化的運作體制中，社區居委會實際上成了街道下屬機構，社區減負往往都是無功而返。董文勇認為：“社區減負，應該減掉由職能部門承擔的事情。委托社區承接和辦理的公益性、專業性、技術性服務等相關事項，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交由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等社會力量承擔。”

　　“社區社會組織這幾年有很大進步，但目前能力還是不足，這也是政府無法放手的一個重要理由。”董文勇認為，“但未來的方向，應該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逐步培育社會組織，把社區從繁雜的事務中解脫出來，實現社區負擔過重問題的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