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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經過表決，通過了關于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國家主席胡錦濤同日簽署第46號國家主席令，公布了這個重大決定。

　　這是一個牽動億萬人心弦的時刻，新中國實施了近50年的農業稅條例成為歷史檔案，延續了2600年的按地畝向農民征稅的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告別“皇糧國稅”，卸下肩上的重負，讓數億中國農民歡欣鼓舞。“上聯：開天辟地頭一回；下聯：種田不交農業稅；橫批：普天同慶。”這類門聯一度流行中國鄉村。

　　河北省靈壽縣青廉村68歲的農民王三妮，自投資金7.8萬元，花了大半年時間，鑄成一尊“告別田賦

　　鼎”。青銅鼎上的銘文最后寫道：“我是農民的兒子，祖上幾代耕織輩輩納稅。今朝告別了田賦，我要代表農民鑄鼎刻銘，告知后人，萬代歌頌永世不忘。”

　　2006年，被視為中國農政史上一個千秋醒目的時代劃分。

　　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全面整體推進，一項項惠及億萬農民的“民生工程”，一系列科學發展的重大制度變革、政策創新，重新理順了國家、集體、農民的分配關系，重新調整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開啟了農民休養生息的新時代。

　　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讓億萬農民告別了貧困、解決了溫飽。但是，沉重的稅費負擔很快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稅費改革勢在必行

　　數千年間，農民賦稅的名稱和形態發生過不少變化，但是“皇糧國稅”作為邦國之本，保證了中國這個東方古國的輝煌存續，以及悠久文明的延伸。

　　1958年頒布的《農業稅條例》規定，農業稅以農業收益額為課稅對象，實行“穩定負擔，增產不增稅”；采用地區差別比例稅率。從1985年起，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被取消，農業稅相應由原來征收糧食改為按糧食“倒三七”比例折算成貨幣金額進行征收，實現了從實物稅向以貨幣計稅的過渡。1949年至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3945.66億元；農業特產稅從1983年開征到2003年，累計征收1366.25億元。現在看來總量并不大，稅賦比例也不到“什一而稅”，但在那個年代貢獻巨大。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億萬農民快速解決溫飽。農民種糧和售糧積極性空前高漲，每到收獲季節，糧站門口排滿售糧的隊伍，晝夜不歇。農民津津樂道于“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農民的喜悅很快被“賣糧難”沖淡，接著受到“白條子”的傷害，繼而被沉重的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

　　“頭稅（農業稅）輕，二稅（三提五統兩工）重，三稅（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這句讓全社會聽得耳熱的民謠，揭示出一個重大問題。

　　安徽省懷遠縣自1999年被省政府批準為全省4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縣之一。現任懷遠縣農村財政管理局局長嚴坤友，自那時起參與了稅費改革的全過程。

　　嚴坤友說，1998年，懷遠縣農業稅收入2663萬元，而“三提五統”總額達8081萬元，是農業稅的3倍多。懷遠縣乃至全國第一輪稅費改革的重點，就是取消“五項鄉級統籌”，把“三項村級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費作為農業稅附加，隨農業稅一并征收。

　　更嚴重的問題出在農民所指的“無底洞”上，即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的“三亂”問題。比方說，農民家庭“殺年豬”才繳屠宰稅，有些地方不管是否殺豬，都按人頭征收屠宰稅；再比如，有些鄉鎮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工商稅收任務，平攤到農民頭上；再加上計劃生育罰款、子女教育支出，農民不堪重負。

　　按中央要求，各地區農民負擔的提留統籌費，不允許突破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但實際上執行起來很難。

　　“辛辛苦苦三百天，灑盡汗水責任田；畝產千斤收成好，年終結算虧本錢。”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角湖村農民李開明老人2000年春節貼的對聯這樣寫道。不少人因此棄田撂荒外出。

　　而從1990年開始，中央幾乎每年都出臺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199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的措辭已經相當嚴厲，減輕農民負擔問題成為“一項緊急的政治任務”。20世紀90年代起，各地有了“農民負擔監督辦公室”這樣的機構，后來各級政府都常設“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