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起，出身中醫世家的汕頭大學中醫教研室主任、汕頭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中醫科主任肖詠博士決定，不再收徒弟。

　　作出這個決定之前，肖詠的內心曾有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一邊是面對社會上一些唱衰中醫的言論，他想用自己所學改變這一現狀；另一邊是朋友們介紹來的徒弟，其意不在系統學習中醫，只是想用最短的時間學幾個“獨門”藥方，然后自己開診所賺錢。

　　徒弟們學醫的急于求成，讓肖詠對中醫的未來充滿憂慮：在西醫學加速東漸、現代醫療裝備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作為國粹的中醫在這場現代化進程中還能否保持“中國味道”？

　　一些中醫藥專業學生“碩士不碩、博士不博”

　　讓肖詠感到憂慮的，不只是徒弟們期待通過學幾個中醫藥方實現一夜暴富。他最揪心的是，作為教師和附屬醫院醫生親眼目睹到的中醫藥教育現狀。

　　連續幾年擔任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考試考官后，肖詠發現，一些中醫專業的研究生“碩士不碩、博士不博”。在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考試的臨床答辯環節，只要問及書本上的脈診知識，大多數考生能把100多種脈象倒背如流，但問到中醫脈診的每個指頭對應哪個臟器、怎么搭脈時，大多數考生不知所措，甚至有人對此一無所知。

　　“這些考生在中醫專業學了三五年甚至八九年，如果連脈診都摸不準的話，就甭提讓他們準確判斷各種脈象背后的病理了。”肖詠認為，這與社會上一些人對中醫療法的否定和排斥有關，也反映出中醫藥院校課程設置過于偏重西醫，忽視中醫經典教學以及與中醫藥相關的中華傳統文化教育。

　　記者在一些開設中醫藥專業的高校調查時發現，北京中醫藥大學和廣州中醫藥大學等高校中醫學所開設的專業課程中，中醫和西醫課程比例為6∶4；也有學校開設的解剖學、生化、化學實驗等西醫課程約占專業課程總數的一半；還有些中醫藥院校開設了名為“臨床醫學”的純西醫專業。

　　“在大學學習時，中醫學專業學生學的主要是中醫學基礎、中醫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中醫內科學、針灸學等中醫課程，也開設了‘黃帝內經’‘金匱要略’‘傷寒論’等中醫經典課程，同時還學了不少西醫課程以及公共課程。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本科5年，英語、政治、計算機等公共課程和中醫、西醫課程大約分別占了1/3。”湖北中醫藥大學畢業生石曉燕說，“說實話，學了這些課程確實是中西醫似乎都懂一些，貌似可以寬口徑就業，但我到中西醫結合醫院工作后發現，不論中醫還是西醫，我都不怎么精通。”

　　偏重西醫的評價體系加速中醫“去中國化”趨勢

　　實際上，一些中醫藥大學專業和課程設置的“西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各種評價指揮棒的影響。“在中醫學界，現在有種很不好的導向，就是在論證某個病例時，只要誰不用西醫所廣泛采納的現代科學測量標準，誰便是落伍者，或者被打上偽科學的標簽。”據肖詠介紹，西醫標準在中醫臨床教學上的廣泛應用，導致了一個目前尚不能準確評估的嚴重后果——中醫臨床辨證論治思維的退化，“中醫思維的退化，對中醫藥的發展是致命的”！

　　肖詠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記者在走訪多家中醫院及中西醫結合醫院時發現，現在，真正用中醫手段和方法診治疾病較多的，還是那些年紀較長的老中醫。而大多數年輕的中醫大夫主要依靠醫學儀器設備和體檢報告，代替“望、聞、問、切”。對于儀器給出的診斷結果，他們往往給患者推薦使用的是西藥，很少或基本不會用中藥。

　　“當然，除了醫療行業以藥養醫的潛規則驅使醫生偏好使用西藥外，其實中醫臨床辨證論治思維的退化和在科研項目立項審批上過度強調現代科學指標導向，以及中醫藥專業學生對中醫價值缺乏認同，也是中醫加速‘去中國化’的重要誘因。”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基礎理論教研室主任潘毅說，如果中醫專業學生對自己所學專業缺乏信心和興趣，就不會立志一輩子從事中醫。

　　截至2015年底，中醫類別執業（助理）醫師有45.2萬人。但是，目前中醫和西醫新增就業機會存在較大差異，每年中醫新增崗位不及西醫的零頭。2002年至2010年間，我國中醫執業（助理）醫師人數只增加了42253人，不到西醫師增加人數的十二分之一。

　　“與西醫注重治‘有病’不同，中醫關注人的生命全過程，在一個人的身體還沒‘亮紅燈’前就開始著手‘從上游撈人’。”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主任醫師谷曉紅認為，中醫從治未病到治有病，再到善終，無不體現出中國式的人文關懷和獨特的東方哲學思想。

　　“在北京中醫藥大學，曾有個別高分學生好不容易考進來后，3年都適應不了，最后還是選擇離開。所以，后來我們非常注重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學生入學時都有一個很神圣的宣誓儀式，每個學生都要宣誓做一個大醫精誠的醫者，而且我們格外注重培養學生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谷曉紅說。

　　中醫現代化不是西醫化

　　盡管一些中醫藥大學正在想方設法試圖捍衛一些彌足珍貴的中醫傳統，但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是，中醫藥和中醫藥教育的“西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中醫現代化絕不是倡導西醫化！當前的中醫現代化存在巨大的認識誤區！”潘毅認為，用現代科學方法可以精確檢測出各種中藥的成分含量及療效，這對于提高中醫的用藥水平和為西醫提供豐富的藥源是有促進作用的。但它相應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用西醫所廣泛采用的現代科學方法提取的藥物成分幾乎無法復現中醫藥本身的藥理作用。比如，中藥黃連經過提取后變成了黃連素，可能保留了黃連原有的清熱瀉火、燥濕解毒等部分療效，但本質上已經變成了西藥。

　　“從事現代中醫的人如果沒有基本的西醫基礎知識，也可能不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比如，高血壓診斷，中醫能從脈象判斷出來，但血壓究竟高到什么程度，需要有西醫手段和體檢報告來配合診斷。問題是，做一個合格的現代中醫究竟需要多少西醫知識才算基本？”潘毅說，“其實，中醫和西醫的關系有點像翻譯。我們把杜甫的詩歌翻譯成英文，味道可能就不一樣了；同樣，將英文的杜甫詩歌翻譯成漢語，味道也可能不一樣。總之，被翻譯的，永遠是被損失的一方。現在中醫的西醫化，其實道理與此相似。”

　　谷曉紅認為：“在中醫和西醫之間，我們不應有門戶之見，不能為了維護傳統中醫而排斥其他。比如，傳統的中醫通過看舌苔來觀察胃病，而引入胃鏡后，就可以借助儀器更立體地觀察器官病變。這個恰好對中醫辨證非常有好處。

　　“中醫、西醫交流是必要的，但把兩個不同體系硬結合在一起，或許不是最佳的一條路。”中日友好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辰認為，中醫要有自信，但不能憑空自信。國家政策支持是一方面，但如果忽視中醫自身發展規律，一味地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全盤照搬西醫體系，也會有問題。中醫在探究學理和方向把握上，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本報記者 柯進 萬玉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