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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的單位，相當于一個全功能的封閉小社會，以單位工資制度、福利制度、獎懲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為內容，構成了一個完備的單位制度體系。個人幾乎不可能從單位以外獲得資源。

　　每逢春節，工會主席老劉都很忙——準備和分發員工大禮包。雖不過是些南北貨、炒貨，但員工盼著呢。而在民營企業工作的周邈，關心的不是禮包是紅包，紅包的大小決定他接下來是歐洲游還是東南亞游；“90后”陸恬更干脆，自去年年底，她就在網頁上宣布——業務暫停，“云游”去了，因為沒有單位管著她。

　　江蘇衛視主持人孟非“四條帶魚的幸福”，曾流傳甚廣：在做了多年臨時工后，他終于在1997年的春節，領到了電視臺發的福利——四條帶魚，從此成為一個有單位的人。四條帶魚的背后，是一種身份的確認。曾經有很多人與孟非一樣，渴望進入一家單位，終老一生。然而，時間僅僅過去了20年，孟非的幸福不再是人們的共同追求。

　　作為社會重要細胞的“單位”，對于很多人來說有著別樣的意義。中國式單位萌芽于上世紀40年代末，成型于50年代，強化、鞏固并擴大于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改革開放后漸趨弱化并日漸式微，而到了新世紀，單位的結構、與人的關聯等，又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人與單位，一個多甲子的彼此嵌入，有說不盡的故事、理不清的情愫。一部單位史，摻雜著人的生活和命運，是個體生命歷程與體制、制度變遷的復雜交互，是時代投射在人們身上的光影。

　　四條帶魚的幸福

　　江蘇衛視主持人孟非曾經與大家分享他的“四條帶魚的幸福”：在做了多年臨時工后，他終于在1997年的春節，領到了電視臺發的福利——四條帶魚，從此成為一個有單位的人。

　　一個有單位的人，這樣的身份曾經是那樣的重要。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盡快恢復城市里的生產，把城市里的消費人口變成生產人口，政府迅速建立起以單位組織為核心的新的體制、組織和制度，以此來高效集中和有效使用當時極為有限的資源，并希望依靠這種嚴密的制度設計來推動國家的工業化建設。

　　彼時的單位包括公有制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與家庭一樣，單位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從某種意義上說，單位的重要性甚至勝過了家庭，因為一個人只有進入單位，才能領到工資，養家糊口。

　　剛開始，由于勞動力緊缺，凡具勞動能力的，要進入一家單位并不難。城鄉之間也可自由流動，很多人離鄉在城里打工。

　　但很快，情勢逆轉，單位變得稀缺起來，沒有那么多單位吸納城里的就業人口。1958年，戶籍制度建立，城鄉之間豎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墻。在城里工作的離鄉人必須做出選擇：繼續留在工廠單位里，還是返鄉。那時，做一個單位人，即在計劃時期單位組織工作場所內生產和生活的職業工作者，還沒有成為上海人一生最大的理想，反而有不少人，像上海政法學院社會學教授章友德的祖輩們那樣，選擇了離滬返鄉。

　　但是，返鄉的人們很快就后悔了，因為單位的逐漸強大，強大到可以包攬職工的人生：從住房、醫療、養老到食堂、澡堂、幼兒園，從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車輛、采辦年貨到安置職工子女就業，單位變成了一個全能的小社會。有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更夸張，不僅設有派出所，竟然還有火葬場。不僅是職工本人，只要單位效益還不錯，就連職工家屬的生老病死，也都有了保障。

　　老張是在上世紀60年代進入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父母托了很多關系，輾轉多日終于把我弄進去了。第一天上班，我長長地舒了口氣，感覺自己這輩子有靠山了。”50多年后的今天，憶起當年，老張仍難掩喜色。

　　老張毫不掩飾對單位的熱愛。“單位給了我一切，工資、職稱、房子、地位、名聲，甚至還有老婆。”老張自稱，身高只有165厘米的他，當年完全是憑著這個好單位才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妻子。

　　他和妻子一結婚，單位就給了一間宿舍，雖然煤衛都是合用的，但已經讓親戚朋友們艷羨不已。后來又分到了煤衛獨用的一室戶，隨著兩個孩子的出生，單位還給他換了兩室戶。兒子高中畢業后，工作難找，老張便辦了“早退”手續，把位子騰出來給兒子。這是典型的“兒子頂替老子”，在當時十分普遍，北京一家大型博物館，曾經有過一家16口人同一單位的案例。老張兒子結婚時，單位又增配了一間房。“從房子這樣的大事，到報銷醫藥費、組織旅游、年終發禮包這樣的小事，我對單位充滿感激。”

　　這時的單位，相當于一個全功能的封閉小社會，以單位工資制度、福利制度、獎懲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為內容，構成了一個完備的單位制度體系。所有的資源，包括收入、住房等物質性資源和獎勵、晉級、升職等精神性資源，都由國家通過單位來配置。個人幾乎不可能從單位以外獲得。

　　可以想見，為了進這樣的“人生保險箱”，會上演多少人間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