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1月11日消息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日前發表署名文章《改革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 強化企業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他特別強調，渤海灣溢油污染、松花江水體污染、常州外國語學校土壤污染等事件中，公共生態環境損害沒有得到足額賠償，受損的生態環境也沒有得到及時修復。

　　今年8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在部分省份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的報告》。會議同意在吉林、江蘇、山東、湖南、重慶、貴州、云南7省市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

　　中辦和國辦去年年底印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作為新一輪生態文明體制改革“1+6”文件系列之一，《試點方案》明確，2015年到2017年，選擇部分省份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從2018年開始，在全國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到2020年，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初步構建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在7省市中，貴州已于10月8日第一個公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并率先啟動試點。

　　所謂生態環境損害，是指因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大氣、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環境要素和植物、動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變，及這些因素構成的生態系統功能的退化。一直以來，面對生態環境損害，“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的情況長期存在，造成“污染源頭難預防、損害責任難追償”的尷尬境地。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毛顯強對此進行了分析解讀。

　　毛顯強：生態環境賠償制度試點改革已經開始啟動，過去那種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這樣一種尷尬的情況長期存在，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過去我們有制度，但是可能制度不夠完善，另外執法不嚴的情況也存在。這與過去地方政府拼命追求GDP，放縱一些污染企業的污染行為有關系。

　　現在新一輪改革的目的就是從根本上扭轉過去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的情況，要讓污染企業直接承擔污染成本，不能再讓政府替企業買單。另一方面，過去我們缺乏賠償的標準和賠償額的測算方法，現在在大量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已經制定出若干標準、賠償額度和科學測算的導則，這也為我們開展賠償污染改革也提供了技術支持。

　　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制度改革是一個“三步走”的過程，目前七省市已經開始試點，但是試點才剛剛開始。今年5月份到8月份，這7個省市已經開始編制它們本地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改革試點方案，這7個省市的試點方案已經通過了環保部的審查，現在已經上報到中央的行政示范改革領導小組來批準，會陸續執行。但執行的效果、可行性、將來如何修訂還需要一段時間來進行觀察和試驗。

　　這次試點主要想解決幾個問題：總體來講就是要去完善賠償制度的相關程序規定。現在我們的試點方案基本上都是規定省級政府去承擔生態環境賠償工作的主要責任。同時我們還要規定，在賠償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一些磋商的機制、損害的鑒定評估，包括鑒定評估的管理方法還有技術規范。接下來我們如何管理賠償的資金？怎么用好這個資金？怎么把這筆資金的效用發揮到最佳？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嘗試解決的問題。在機制方面，我們也需要多個部門進行合作，比如江蘇、山東、湖南、貴州、云南這五個省明確要求由省環保廳來負責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的組織協調工作，而其他相關部門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國土資源、住建、水利、農業以及林業部門要根據自己的責任分工來分別主管相關領域的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治理工作。而在吉林和重慶，是由當地的環保廳來負責具體的賠償工作，所以它們在規定上還是有差異和各自的特點。

　　另外這些試點方案在生態環境賠償的程序性規律上也強調各自的特殊性。山東省就提出由省法院、省檢察院來牽頭制定生態環境賠償制度的規則，而重慶市提出，如果我們的磋商未達成一致，那就由區一級的檢察院來審查、起訴，再由同級法院集中受理。貴州省則提出要健全檢察院提起的一種公益訴訟制度。云南省提出探索生態環境損害案件的集中管轄。各個省市一方面強調多部門合作，另外一方面提出試點的方案也是各有特色。具體哪一個方案最好？可能我們將來在制定各個省市的操作方案時還需因地制宜。

　　最后一點，我也呼吁廣大群眾能夠多了解、多參與生態損害賠償的工作，監督好我們身邊的這些污染者們，幫助我們當地的行政部門、司法部門來做好環境保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