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上升為中國經濟的熱門話題之一。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經濟峰會上，與會專家就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如何配合、供給側改革的制度保障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側調整最經典的一個闡述，就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我覺得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或供給側政策調整的核心。”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說。

　　李揚認為，推進供給側改革，關鍵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少政府直接參與資源配置。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主要做六件事：一是創造讓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二是要穩定宏觀經濟，三是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四是加強市場監督，五是要促進共同富裕，六是要彌補市場失靈。

　　“供應并不能提升需求，但是如果需求結構合理的話，會對供應產生積極影響。但如果沒有有效需求的時候，供給側改革會增加失業，不會促進經濟增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發出上述警示。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政府應改善國內有效需求，但不能簡單依靠個人消費，還需要加大對教育和科技的公共財政投入，堅定金融改革的市場化方向，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同時鼓勵股權融資。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表示，對于中國決策者來說，一些外部需求是沒法控制的，這不是中國的責任，但會從某種程度上拖累中國的經濟，“供給側和需求側是密不可分的，中國在轉型過程中要面對很多限制性因素，而在全球經濟對需求的構成和水平都構成很大限制時，更需要加大供給側改革”。

　　對于供給側結構改革，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從成本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經驗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通過改革開放，系統并大規模地降低了體制成本。但在高速增長中，其他方面的體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

　　“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把這個成本曲線向下推，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會受到損害。系統降低體制成本是我們應對轉型、爭取更好未來的關鍵所在。”周其仁強調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表示，勞動力短缺、新增勞動率的減少等因素，導致了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這些因素簡單地用刺激政策是無法改變的，只能寄托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對資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中國經濟的增長會是一個L形的趨勢。更加重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更加重視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蔡昉說。(經濟日報記者 顧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