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電影導演生存狀態調查報告》出爐

　　“夢想”居住地 這些青年導演選擇了北京

　　剛在金馬獎上獲得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男主角獎和影評人費比西獎的《老獸》并未因獎項而成為票房新貴。影片于12月11日上映，上映9天，票房尚未達到200萬元。作為80后導演周子陽的首部電影，一上來便體味到叫好不叫座的市場殘酷。而在早些時間，今年10月，青年導演胡遷(原名胡波)的離世更令人惋惜哀嘆，也讓中國青年導演的命運狀況受到關注。

　　日前，由畫外hoWide、哪吒兄弟影業、凡影數據聯合發起的《中國青年電影導演生存狀態調查報告》出爐。報告試圖通過60位導演的所思所想，了解中國青年導演這一群體在電影產業和社會中的生存狀態。受訪導演均為改革開放之后出生、有長片電影執導經驗或有已在籌備的長片電影項目的創作者，其中，執導《繡春刀》的路陽、《心迷宮》的導演忻鈺坤、金馬獎新寵《老獸》的導演周子陽等人都已經才華外露。而在調查名單中，青年導演胡波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從調查報告中可以看出，雖然青年導演們的影視之路難免艱辛，但是，他們卻都勇于堅守自己的理想，并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放棄。

　　中國將迎來學歷最高的導演群體

　　60位受訪導演中男性占83%，女性僅占17%。在年齡方面，80后占80%，最小的生于1994年，43%的受訪者在2013年之后才成為導演，那一年正是中國電影票房市場開始騰飛的年份。

　　這一批年輕電影導演，是通過什么方式出道的？除了9位受訪者沒有回答之外，剩下的51位受訪者中有45位在各類電影節/影展上拿出了自己的處女作，參加影展已成為青年電影導演進入行業的最主要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92%的受訪者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其中將近一半具有碩士或博士學歷，18%的受訪者為“海歸”，這也許意味著電影圈即將迎來史上學歷水平最高的電影導演群體。但是，這一群“高知”導演們，當被問到“認為電影導演最重要的學習方式是什么”的問題時，只有8%的受訪者認為“在專業高校中學習”最為重要，而58%的受訪者認為“更多觀察和體驗生活，增加人生閱歷”才是成為導演的關鍵。在他們看來，學歷雖然必要，但對生活的觀察和感悟才是電影導演們最重要的課程。

　　青年導演們并不將“票房大賣”視為價值體現

　　在“票房才是硬道理”的市場面前，青年導演們堅守著內心的理想，45%的受訪者認為拍一部電影作品最大的價值是要讓自己滿意，另外32%則更在意觀眾的口碑，很少導演將“票房大賣”或“電影獲獎”當成一部作品的價值體現。

　　讓所有受訪者列出最喜歡的三部電影作品，會發現他們的口味非常龐雜：180票中包含有134部不同的電影，其中《一一》出現了11次，《七武士》得到6票，《教父》得到4票，并列第四的有：《偷自行車的人》、《殺人回憶》、《老無所依》、《斷背山》、《東京物語》、《地下》(庫斯圖里卡)等。

　　當受訪者們被問到“作為偶像的電影導演是誰”的時候，答案同樣多樣化：2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偶像，剩下的45位一共填寫了39個不同的人名。排名最高的是李安(8票)，楊德昌排在第二名(3票)。

　　從數據中，不難看出新一代電影導演們對于電影的追求更多偏向藝術片和作者電影，同時也具有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更為多樣的價值取向，因此，在被問到“最想和大陸哪個明星合作“的時候，35%的受訪者直接填了“沒有”。

　　38%的導演用自己的錢來投入作品

　　盡管影視圈的主創在中國屬于高收入人群，但對于還沒有爬到金字塔頂層的年輕人們來說，日子并不是多好過。只有2名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高收入人士，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養得起家“，同樣數目的受訪者“只養得起自己”，剩下40%的受訪者收入水平都在溫飽線以下，需要靠家人朋友或者副業才能生存。

　　資金的窘境不止在生活上，也體現在事業上：在受訪者們執導自己處女作的時候，只有40%取得了來自專業電影機構的投資，另外有22%的導演資金來自于私人投資者，沒有人從非電影行業的機構拿到投資，高達38%的導演用了自己的錢來投入作品。

　　即使作品找到投資成功立項了，仍然有可能失敗：40%的受訪者曾經歷過項目終止，其中一半是由于投資方撤資，另一半的終止原因包括團隊執行力、審查、創作分歧和自己主動放棄等。

　　聽上去來自產業環境的困難重重，但受訪的電影導演們清醒地表示，其實最大的困難來自于自己。在被問到“最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放棄”的時候，63%的受訪者表示“從來沒有想過”，另外33%的受訪者“想過，但最終還是選擇繼續”，只有兩名導演已有明確的轉行計劃。而53%的青年導演都對中國電影總體發展趨勢感到樂觀。

　　生活中，四成人都很內向

　　走下導演椅之后，這些青年導演們是群什么樣的人？在調研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八卦：盡管在劇組中導演要充當領袖，但在生活中近四成受訪者表示自己很內向，還有少部分人有社交恐懼；只有不到兩成的導演過著早睡早起的規律生活；80%的受訪導演目前居住在北京，這是工作需要，很好理解。但問到“夢想的居住地點”的時候排名最高的答案仍然是北京(23%)。

　　感情方面，將近一半受訪者已婚，至少10人目前是單身，還有十多個人拒絕透露；平時愛好中，看電影讀書聽音樂是排名前三項，不到一成導演愛玩游戲，其他答案中包括“禪修”和“喝酒”；除了電影之外，平常關注的新聞版塊中社會新聞高居榜首，遠遠超過第二名娛樂新聞。

　　文/本報記者 肖揚

　　供圖/東方IC 時光網

　　(題圖無關)

　　文化旁白

　　應對“殘酷”，青年導演必須學會的一課

　　日本著名導演大島渚拍《青春殘酷物語》的時候才28歲。這部影片是大島渚的第二部作品。他拍它是為了向當時日本電影界流行的所謂“言情調”挑戰。最終，這部展現青年人生存狀態“殘酷”的影片為飽受“殘酷”困擾的大島渚帶來了榮譽。

　　“殘酷”似乎是每一位擁有情懷與志向的青年人必須經歷的一堂課。如果說大島渚的經歷和他的作品過于極端的話；那么曾經像張軍釗、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這些經歷過文革時期的第五代導演，也依然像人們展示著學會面對“殘酷”對于青年導演的成長的重要。

　　正是他們在“殘酷”中反思，勇敢地走了下去，他們才有可能拍成《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孩子王》《盜馬賊》……這些具有歷史反思和文化反思的電影。

　　另外的一個例子就是馮小剛。在他艱難的時候，他同樣的想方設法地尋找一條出路，最終他拍出了《甲方乙方》等系列賀歲片，也最終他現在才有資格說“如果老拍賀歲片，我會成錢串子”。

　　其實，今天的青年導演所面對的“殘酷”，已經不是上述影人所面對的那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殘酷”，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種軟“殘酷”——要么就是曲高和寡的孤獨偏執路線，要么就是過度追逐資本與金錢的庸俗迎合路線——無論哪種路線，青年導演一旦踏上，便會迷失，幻于其中，不覺“殘酷”。

　　對于青年導演乃至一切的青年電影工作者來說，應對“殘酷”，堅守理想，首要在于知道電影是什么，藝術是什么，它們的創作規律和市場運作規律到底是什么；其次要帶著扎實的學院知識和技能走入社會，了解社會，真正地做到專業之“技”與社會之“道”相結合。

　　只重專業之“技”，而無社會之“道”，出來的作品就只是“花花腸子”“娘娘架”；只重社會之“道”而無專業之“技”，出來的作品就只是“無病呻吟”“不知所謂”。實際上，這恰恰是今天很多青年藝術工作者的悲劇所在：以為自己很犧牲很獨立，但其實正在走向被赤裸裸的利用的路上。

　　理想是支撐，叛逆是勇氣，時間是潤滑，現實生活是根基，“懂得”是技巧，金錢是動力，專業是工具——面對“殘酷”的挑戰，我們需要的不是犧牲，而是智慧與情懷。

　　文/本報記者 滿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