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0月8日消息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反貧困，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大事；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而扶貧、脫貧，則是我們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工作。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向全黨發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總動員令；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又立下“要下一番‘繡花’功夫”的脫貧軍令狀。

　　在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各地脫貧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樣？脫貧工作有沒有取得應有的成效？中國之聲分派三路記者，聚焦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開發、健康扶貧、城市里的精準扶貧等，帶您聆聽脫貧攻堅路上的故事。

　　長期以來，我國官方公布的精準扶貧人數，一般對準的是貧困地區的農民，不包括城市居民。但在城市繁華的背后有沒有貧困人口呢？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曾估算，我國的城市貧困人數大約為5000萬人，這個數字遠高于官方統計數據公布的城市低保人數，也曾引起廣泛討論。

　　在國務院去年11月印發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和《國務院扶貧辦2017年工作要點》中，雖然仍以“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為主要目標，但其中提及的不少政策措施，已被各地在解決城鎮人口脫貧問題中借鑒運用，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推動就業扶貧。

　　趙汝果是長沙本地人，現在住在長沙雨花區黎托街道，靠開圖文打印店為生，記者來到了他營業不久的第二家分店。

　　趙汝果：這里大部分的機器是我那年淘汰下來的。

　　記者：你那個總店怎么樣？

　　趙汝果：那邊五六個人，一年收入二三十萬，純利潤有十幾二十萬，關鍵是養活了多少人。

　　趙汝果以前并不是城鎮居民，家中有地，因為貧困在初中畢業后輟學幫助父親務農，2007年因修建武廣高鐵，配合拆遷，家中失去了田地，拆遷款用在了安置家人上，這之后用他自己的話說，又是“一窮二白”了。“那時家里條件差，考了高中沒去，家里三兄弟，我父親一個人養五個。”

　　趙汝果：（原來收入）一千多塊錢，但結婚以后根本養不活。07年我們這里拆遷，拆遷以后我們屬于失地農民，政府給我們創業培訓，只是深造了一下，學了計算機應用然后給我們扶持，搞創業貸款。我們那時候拆遷錢并不多，我們拆得早，07年三兄弟一起三十多萬，平均拿下來就沒錢了，開店創業資金還是要感謝政府的扶持。

　　記者：一共多少錢？

　　趙汝果：十萬兩年，政府貼息。

　　在趙汝果開的第一家打印店對面是一所小學，但趙汝果說，他開的時候還沒有這個學校。

　　記者：有學校的生意嗎？

　　趙汝果：有，偶爾印印資料，這個不像大學。

　　記者：為什么要在那兒開一個？

　　趙汝果：我家住那邊。

　　記者：還想再開分店嗎？

　　趙汝果：再開分店起碼得等（小兒子）再大一點。

　　記者：小的多大？

　　趙汝果：一歲七個月，大的十歲。

　　記者：現在覺得負擔重么？

　　趙汝果：還好，現在負擔重一點，但以后好一點，兩個人有商量。要真正只有一個獨生子女，一個人養幾個壓力大。現在這樣老了好一點，不要他們一個人負擔我們。

　　當地的干部告訴我們，像趙汝果這樣自己創業、積極向上的還是相當不錯的，而有些人拿到了拆遷款卻終日打麻將，無所事事，揮霍拆遷安置款，眼看著生計就成了問題，在采訪中有一位就是這種情況，對方以上班不方便謝絕了采訪，而這位目前工作的地方還是當地街道牽線搭橋并組織培訓后找到的，她是在當地一家高端超市當收銀員。扶貧行動有很多種，比如教育扶貧、健康扶貧、金融扶貧、交通扶貧、水利扶貧、危房改造和人居環境改善扶貧、勞務協作對接扶貧等等。在城市里，同樣可以找到類似的行業扶貧政策。

　　“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可以挽救我的生命……”家住廣州市白云區江高鎮的鄧文峰2015年突然查出患上鼻咽癌，一下需要拿出超過30萬元的醫療費，讓這個原本就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不過當鄧文峰拿到自己的第一張醫藥費報銷單以后卻驚訝地發現，自己的醫藥費已經從醫療和醫療救助中自動減免了。“第一次拿醫保卡過去時醫院都不備案了，已經自動幫我減免所有費用。那時我還不知道，醫保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低保出來后所有機構已經聯網，可以減免我所有的醫藥費。”

　　廣州市在實施困難群眾大病就醫“一站式”記賬減免政策以后，困難群眾不用墊付高額的前期治療費用，事后也不用再跑遍各個部門申請醫保報銷。僅去年一年，廣州市實施醫療救助記賬減免達35萬人次，發生金額超過2億元。江高鎮醫療救助專職工作人員徐曉茹說，“一來可以減輕他們來回奔波的負擔，二來對于并不富裕的群眾經濟壓力減輕很多，特別的低保戶經濟壓力比較大，現在報銷比例逐年提升。”

　　在采訪過程中有一段小插曲，一位干部堅持認為那些在深山老林，吃不上喝不上才算是貧困人口，或者叫“赤貧”，城市沒有這樣的，所以他們的工作也不是扶貧工作，只是幫助遇到困難的群眾，解決就業安置。但另外一位干部的看法卻和他截然相反，他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扶貧，因為這些困難群眾如果生計持續出現問題，入不敷出，很容易就變為貧困人口，而且在政策上和受關注度上城鎮不如農村的，當然要給予更精準的幫扶。

　　這幾年的兩會上，很多代表委員都表達了對城市精準扶貧的看法，認為現行的國家貧困線是針對農村貧困提出的，沒有統一的城市貧困標準。目前以城市低保為基礎的城市貧困標準偏低、覆蓋不足，建議應制定統一的城市貧困標準，將城市貧困納入國家脫貧攻堅政策中。2020年實現小康一個也不能掉隊，因此不光要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也要解決城鎮居民的貧困問題，使人民群眾都能邁入小康。（記者滿朝旭 傅蕾 郭翔宇 見習記者趙初楠）